59年前，1964年的1月27号，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法国和中国在一份公报中宣布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三个月内互派大使。法国因此成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而引起全球关注，也给冷战中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为法中关系指出新方向的是1958年第五共和国的创始人戴高乐将军。他的外交政策由三个主要原则支配：即独立、宏伟和现实主义。在之后60年的历史小长河中，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中关系也经历了风风雨雨，曾有高光时刻，也有众多的低谷和危机……现在法国对两国关系的定义与欧洲联盟基本一致，即“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中国是法国的伙伴；在贸易和经济等领域，中国是竞争对手；而在政治体制上，中国属于敌手。” 在本次特别节目中，我们专访法国中国问题专家，资深记者，作家Pierre-Antoine Donnet先生，谈谈相关的话题。 首先还是从戴高乐总统决定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原因说起，早在1958年，戴高乐将军的话就明确表明，法国打算奉行独立的政策，实际上相当于不结盟。1963年秋，在中苏冲突中，法国政府非正式地派埃德加-福尔到北京进行事实调查。1964年1月27日，在戴高乐的倡议下，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建立了外交对话。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得到了中国当局的赞赏，并允许进行建设性的对话。Pierre-Antoine Donnet先生的分析认为： Donnet : （戴高乐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戴高乐将军一直认为法国必须奉行独立和不结盟的政策，也就是说，即不站在美国一边，也不站在当时的苏联一边。在冷战期间，在很难抵挡这些压力，比如说来自美国人的压力时，他认为法国必须保持独立。第二个原因是，在法国，人们对中国一直很着迷，这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这显然是基于中国文化、文学、艺术，以及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世界上伟大的文明之一的这个事实。戴高乐认为，我们不能把一个当时已经有8亿多居民的国家丢在一边，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大国，也应该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 法广：中国与美国关系很差，而1964年也正好是中国与苏联关系极度恶化的时候，这也是能够促成中法建交的一个非常微妙的原因吗？ Donnet : 当然，法国从来都没有成为苏联的朋友的问题，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这种冷战气氛下，不结盟国家之间开始结盟，特别是在雅加达举行的万隆会议。戴高乐将军认为世界不应该是两极的，即一边是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另一边是资本主义西方大国，而当时的局势可以给多极世界一个地位。基于这一点，他做出了一些决定。例如，正是戴高乐将军决定法国将退出北约综合指挥部。当然，美国当局对此非常震惊，因此可以说，这一直是法国的政策，甚至到今天，情况仍然如此，也就是第三条路线。 法广：史料记载，1960年代冷战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国家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但还是有丹麦、芬兰、瑞士（连带列支敦士登）、瑞典、挪威等，而且，1950年1月6日，英国与中华民国断交，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欧洲国家。但是，戴高乐总统的决定让法国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四方大国而引起重视，原因何在？ Donnet : 是的，比如，这些国家中丹麦是个小国家，但当然不是说小国就不算数，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但法国在外交和文化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国代表了人权国家，是一个在国际社会备受尊重的国家。今天的情况稍有变化，但仍是如此。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因此，正如你所说，英国在（法国实现与中国）十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所事实上，伦敦和北京之间的正常化在共产党上台前很久。但这里也是一样的，巴黎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是最大的。 法广：无论如何，尽管法国与中国建交成为“外交核弹”，但北京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浪潮还是从与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开始，但法中建交可以算是开启了这种局面吗？ Donnet : 当然，但准确地说，根据你刚才所说的，巴黎和北京之间的正常化对美国政府有影响，因为他们也开始考虑对苏联采取什么立场， 这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当时的想法，他们不得不以一种有点天真的方式求助于中国，认为接触中国会让美国得以脱身去对抗苏联，而苏联在当时是绝对的恶魔。是的，可以说法国开辟出了一条小路。 法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意味着与中华民国断交，对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Donnet : 我想不会。在台湾，真正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79年，华盛顿断绝了与台北的关系，承认了北京。那是一个更大的冲击，因为他们真的感到被背叛了。当然，法国和台湾之间也有交流，但美国对台湾的政治分量要比法国重要得多。 法广：换句话说，法国可谓是“先锋”，但真正的领导者还是美国？ Donnet : 当我们看最近的历史时，自从乔-拜登于去年1月入主白宫以来，情况正好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很多西方国家来说，美国在如何处理中国的问题有了真正领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对中国都很天真。而正是乔-拜登明白真正的危险来自哪里，他的前任特朗普是第一个高声跟中国讲话的总统，但特朗普关注更多的是关于贸易或技术方面，而对拜登来说，范围则要广泛得多，在美国和中国的这场竞争中，涵盖了政治、地缘战略、外交的和意识形态等等领域。 问题是，欧盟以及欧盟内的法国，可以做什么。几年来，欧盟已经意识到，中国不仅在贸易方面不按国际游戏规则行事，而且在政治和国内政策方面也是如此。有一些严重的问题真正触动了欧洲。最新的事件在2015年开始了解到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待遇，尽管之前已经开始有些了解。这开始让公众舆论和政府思考。马克龙本人曾多次向中国当局和习近平谈及此事，表示应关闭关押新疆维吾尔族营地（注：中国称再教育营）。现在，欧盟和法国在未来几年将扮演什么角色呢？显然，在北京，中国当局寄予厚望，希望欧盟不仅继续参与对话，而且还能作为一种形式来制衡美国。这些是中国和欧洲方面的希望。我们当然不会走那么远。换句话说，我们不会说和你之间一切都好，我们不会与美国的立场保持一致。但有一种中间方式，那就是说我们与美国共享一些中国当局所拒绝的普遍价值。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对话，但这种对话已经放弃了某种形式的天真，是一种务实的对话。因此，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与你们对话。 法广：你刚才也说法国是全世界重要的人权捍卫国，但戴高乐总统当年和中国建交之际，中国高层集权，人权状况非常糟糕，之前就有大跃进带来的人道灾难，之后还有文化大革命…… Donnet : 是的，但是当你谈论所有这些的时候，也必须看看当时的情况，58年到62年之间的大跃进，以及死于饥饿的几千万中国人。都是我们是事后才知道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有恐怖行为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之后，当我们开始谈论这个问题时，汉学家李克曼（笔名 Simon Leys）在他的第一本书《毛主席的新衣》中谈到了这一点。当时发生了什么呢？他受到了一些同行的侮辱，他们说这是一个谎言，而且认为毛泽东是人类的真正希望。所以西方舆论的良知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中国所经历的所有悲剧。 法广：在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高速成长后，也开始在全球扩张其影响力，引发西方国家的警惕和担忧，开始采取对策予以应对，欧美国家包括法国现在都把中国当成是“战略对手“。中国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被认为是拿破仑所讲的“当中国龙觉醒时，世界将颤抖“；法国政治家阿兰-佩雷菲特更让这句话在全球广为人知，所以，对中国及其造成影响的认识很早就存在，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的绥靖态度如何解释？ Donnet：必须着眼于大局看。当中国摆脱了毛泽东主义造成的贫困，邓小平从1978年开始启动经济改革，中国就立即以非常高的速度发展起来。所以很明显，它成为西方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带来了很多希望，创造了一种海市蜃楼的奇妙景象，成了新的黄金王国。  今天，情况又恰恰相反，世界曾颤抖过，可能有一点动摇，但今天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国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世界上领先的经济大国——至少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内不会——很难预测20年后的情况。但今天，我们正一点一点地意识到许多事情，比如意识到技术掠夺、工业盗窃、技术转让被中国工程师用来开发他们自己的产品，产品的质量往往比西方制造的差。 在意识形态层面，我们也明白，中国当局，特别是他们的现任领导人有一种扩张主义的愿望。美国和它的大部分盟友之间正逐渐建立一种联盟，正在变得更加坚实，认为知道今天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来遏制中国。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遵循美国的路线。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生存危机。对于欧洲人来说，情况有点不同。中美竞争不仅仅是国家竞争，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生存问题，因为他们在几年前就意识到，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的领导力量，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这对美国当局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也是无法忍受的。这一点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对于欧盟来说，情况有点不同。因此在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对话有点不同。但目前局面的基础是对中国政权性质的认识，对它在经济上，但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所代表的危险的认识。比如国外的间谍活动，国外的监视，更不用说来自中国国内的监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政权的触角已经遍布各地，对世界平衡来说，它正变得非常危险。 中国的技术在监控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技术，而且它正在进入任何地方，到处都是，而且达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中国的极权主义政权不是西方的模式，也永远不会是。 法广：中法建交以来已经经历的近60年的风风雨雨，两国也都经历了几代领导人的更替，在每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的风格和故事，整体上看，如何评价这段关系？ Donnet : 我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悲哀。坦率地说，这种悲伤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十分困难。马克龙将在未来几个月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希望能在一些问题上说服他的中国同行。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不会获得任何东西。他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政权方面，今天有一个僵硬的政权，它感到今天像一个城堡一样被围困，因此，今天只有一个词挂在嘴边，那就是“内部安全“。在去年的中共20大开幕式上，习近平说了60多次”安全“这个词，他几乎没有谈到经济。因此，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现在，我认为我们当然必须继续对话，必须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对话，但我认为，现在的对话必须投射到后习近平时代。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让中国人明白，我们需要他们，就像他们需要我们一样。而当我们看到世界今天的状态时，这种相互理解是绝对关键的。而中国人民对明天的世界会有很多贡献，就像我们西方人也有自己的职责一样，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塑造明天的世界。而这不会在没有中国人民的情况下完成，当然就不会反对中国人。但不幸的是，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有点成为一个可怕政权的人质了。 法广：您如何评价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 Donnet：我不想对他本人进行评价， 他在法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试图做他的工作，做得好坏和方式另当别论。但他是在捍卫他的国家的利益，至少，他认为自己在为他中国利益辩护。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政策，其侵略性的外交，正在对中国当局产生反作用。今天，所谓的“战狼“已经让西方舆论了解到该政权的真实情况。当大使说，当台湾回到祖国时，我们将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时，这句话是可怕的，也是可恶的，真的令人震惊。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台湾人民有生存的权利。我不是在谈论独立或不独立的问题，对我来说，这不是真正的问题，很简单，无论人在哪里，都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命运。 法广：法国和其他不少欧洲国家的议员都前往台湾访问，引起了北京的强烈不满，你怎么看？ Donnet： 我首先要说的是我对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很尊重。就像我对台湾人民的尊重一样。现在，对于其他人来说，西方国家对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感兴趣是非常自然的。  在亚洲，民主政权毕竟不多。今天，台湾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原因很简单：台湾有普选的选举，有真正的多党制，有独立司法机构，有自由新闻，有民主辩论。在台湾同情支持北京政权的媒体可以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民主是一场辩论，每个人都表达自己，很明显，这给民主政权带来了脆弱性。今天，我们几乎到处都能看到这种现象。 但归根结底，民主是关于人民说话和表达自己。而正是人民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台湾人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要继续确保他们能够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 法广：如果可以给要前去中国访问的马克龙总统一个建议，您会对他说什么？ Donnet：很简单。正如我们自1949年以来所看到的，中共政权尊重强者，轻视弱者。因此，当马克龙先生去北京会见习近平先生时，他决不能降低自己的身份，显示自己的软弱，而是要提出民主政权的力量。只有这样，他才能被倾听，最重要的是得到尊重。 非常感谢Pierre-Antoine Donnet接受法广专访。

2008年3月西藏首府拉萨发生的大规模藏人抗议示威活动被中央政府强力平定之后，严格的高压管控措施使得这片由于地理原因本已经不易进入的土地越发显得像与世隔绝的孤岛。一些藏人曾以自焚的惨烈方式表达抗议，一度吸引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但外界越来越难以获得来自西藏境内的讯息，西藏也越来越远离国际舆论的视线。而在中国国内，政府宣传机器的舆论导向，也使得内地民众难以了解2008年所谓拉萨骚乱的真实情况以及前因后果。几个月前才离开新冠防疫封控措施中的成都，辗转抵达美国的余驰先生是中国国有大型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他曾因工作需要，多年频繁往来于西藏与内地。利用工作之余，他曾走访西藏各地参观，领略西藏的美丽风景的同时，试图了解这里完全不同的文化。2023年1月13日，余驰在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华盛顿办公室展出他多年走访西藏拍摄的照片，其中包括在2008年3月在拉萨拍摄到的景象， 以一名异族人的眼光，呈现出官方宣传中的汉藏和睦与当地现实的差距。 拉萨城三分之一的地盘都被军队占用 法广：在离开中国之前， 好像您从2004年开始就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去西藏…… 余驰：“对。我光是飞到拉萨就可能就飞了60多个来回。然后我自驾去那里，每一条进藏的线路我都尝试了。我最早的工作是做西藏军区的供暖工程。因为西藏军区的建筑遍布西藏很多地方，所以，借这个工作便利，我去了西藏的很多地方。 一般人去不了的那些边境啊，角落啊，我都去过。所以说我对整个西藏的地貌、人文，还是比较了解的。”  法广：您刚才说：西藏军区的这些供暖系统“遍布”西藏很多地方。“遍布”到什么程度？  余驰：“西藏军区管辖很多部队，从边境上的团，到拉萨的各种营区，包括首长的房子，我都去过。2004年的时候，我的印象很深刻。（以前）我不知道，到了拉萨开始工程以后，才发现，当时的拉萨城起码有1/3的地盘都是被军队或者武警占用的，起码有1/3！ 整个西郊就是一大片军队，然后市中心还有，北面也有。很多很多军队。除了军队以外，还有中国的武装警察，叫武警。 他们占了很多很多的地盘。” 法广：很多汉人到西藏去工作，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都会有某种优越感。您在那里这些年，走访了很多寺庙，也走访了一些普通的藏人。您当时这么做是出于怎么样一种想法？是因为对藏人文化感兴趣吗？  余驰：“首先，中国有很多地方的风景都是世界级的，只是管理不好而已。而西藏，是这个皇冠上的明珠！我是这样觉得。真的是非常漂亮。而且它的人文呢，这些都跟我们不一样，我04年到西藏的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我到了一个外国。 首先人种不同，语言也不同，文化也不一样。然后所有的建筑不一样，气候不一样。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我非常愿意去了解这样的文化，我也很喜欢这里的这种生活。我当时没什么优越感，我觉得人家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我很愿意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因为我喜欢拍照。所以说我就愿意到处走，到处拍，把这些记录下来。 当时，我对文化不了解嘛，所以，更多的还是一种猎奇，很平庸的，就是以游客的眼光，在看东西。”  2008年3月16日的拉萨：装甲车一辆辆开过 法广：您刚刚在藏人行政中央华盛顿办公室举办了一个摄影展。有些图片是您在2008年3月在西藏发生骚乱那段期间拍到的，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述一下您当时是怎么看到的这些场景？  余驰：“我这个摄影展是1月13号下午在流亡藏人那个办公室做的。照片大概有60张，分为三个部分，是一个三部曲。第一部份是2004到2007年的西藏，这个是很和谐的（阶段），很多风景照，包括人文照片。第二部分是2008年3月，就是3月16号那天我在拉萨实地拍摄的照片，第三部分是2008年以后到2012年的西藏。” “我拍08年3月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其实原计划是开车， 14号晚上到拉萨。但是我们在翻越唐古拉山的时候，在拉萨的朋友来电说：不要过来了，你们赶紧回去，拉萨发生比较严重的骚乱，请你们回去……对这种骚乱，其实我是很想亲历的，非常好奇。而且我知道只要发生骚乱，中共的国家机器肯定会动作，我就很想把它记录下来。我当时就没有往回走。但是我们并没有决定继续前往拉萨，而是先在拉萨北面的那曲住下来，想看看情况再说。第二天，我看那曲一切都正常，也没有戒严。我想，我们还是到拉萨去，只要允许我们进去，我就可以拍到照片，我就想看一看中共采取怎么样的措施，对付骚乱。而且究竟发生什么样的骚乱，当时我们都不清楚，也很想看一看。” “我们是3月15号下午到拉萨的，一进拉萨城，就觉得气氛非常紧张。 因为从金珠西路一进去，一路上都是军车。 然后每一个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啊，全部都站着军人。当然我们分不清是武警还是野战军，但是都是拿着枪的。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大概青藏铁路纪念碑附近的时候，就被拦住，说，不能往前走了。再往前，可能我们离布达拉宫，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就很近了，就不让再往前走了。我们就在西郊找了旅馆住下来。那是 15号晚上。当然，那天晚上并没有人来搜查我们的宾馆，我们也没有听到什么枪声之类的。这个是没有的。 3月16号上午我们就开车，只拿了一台相机（我们带来的相机比较多），拿一个镜头，我们开车准备出去碰下运气。 就这样出去拍的照片。 ” 法广：那当时你们看到的是怎么样的景象呢？  余驰：“3月16号我就看到很多装甲车了。装甲车一辆辆从我们的车旁边开过去，很多辆。 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每一辆装甲车该有它的徽记和号牌的地方，全部都用报纸给糊住了。肯定是想掩盖什么东西。但我想最他想掩盖的，无非就表明他不是军车。 因为我觉得，可能共产党也不想让人抓到军车上街的证据，所以采用这样的措施。我觉得就是欲盖弥彰啊。 ” 法广：就是能够感觉到气氛非常紧张，是吧？  余驰：“当然啊，有那么多的军人在街上拿着枪，有装甲车在走，然后每个路口都在检查。 气氛当然很紧张了。” 法广：您这个影展分成三个部分。您觉得2008年3月这次拉萨骚乱其实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后的拉萨，与之前相比，已经不再一样…… 余驰：“对。2008年以前嘛，我个人觉得，拉萨的管理还是相对宽松的， 而且军民之间、汉藏之间也都相安无事——相对比较平和。但08年以后完全就不一样了，双方间的气氛变得很紧张。 首先是其它藏区想到拉萨的藏族人的人数已经大大的缩水了，不准来了。然后街上的外国人也看不到了——原来有很多西方游客，现在没有了。 然后所有地方，你要去寺庙，或很多其它地方，都需要安检，需要开包检查。这在过去都是没有的。 然后街上大量的武警在巡逻，这在过去也是没有的。你去加油站加油，还必须要出示本人的驾驶证、身份证。出示这两个证件之后，登记完毕，你才能加汽油！你说这样子的管理，气氛有多么紧张。”  汉藏关系并不像宣传的那么融洽 法广：您最后一次去西藏是什么时候呢？  余驰：“最近一次大概是2019年吧，应该是19年或18年左右。”  法广：那个时候看到的西藏是怎么样一种情景？气氛是否有一些松缓呢？  余驰：“没有，还是那个样子。去重要地方，还是需要检查，加油还是要出示你该出示的证件……整个拉萨也到处都是工地，建了很多新的房子，高楼大厦。好像原来那种宽松的氛围、那种舒适氛围已经荡然无存了。 ” 法广：您提到08年以前，汉藏两个民族大体上还是相安无事。那2008年3月发生骚乱，您觉得意外吗？  余驰：“我个人觉得好像不太意外。因为多年来，其实西藏这种民间的抗议有很多，我们只是没看到而已。 2008年以后我们去了解，其实过去也有很多小规模的抗议，但被地方政府给压制了，很多僧侣的抗议也被压制了。我2004年去哲蚌时候，那里的气氛就已经比较紧张，都有武警驻扎了。 这说明，2008年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抗议， 只是说规模不大，可能也影响很小。 而且我个人觉得，汉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像宣传得那么好。我们在拉萨拍照的时候，有时候有些藏族人对我们甚至还充满敌意的，虽然我们很友好，但是还是……我觉得，可能汉族人那种对他们的歧视或者表现出优越感曾经激怒过他们——我不是很清楚，但我感觉，（双方）关系不是那么融洽。 ” 法广：从中国政府的宣传来看，中国其实在西藏有很大的资金投入，有大笔的援建资金。您从事工程设计，参与了很多当地的工程的设计，那您对北京在西藏这些投资、援建的项目的观察是什么？  余驰：“首先，肯定是有不少的资金投入。西藏是一个需要输血的地方，因为如果要搞大型的机场建设啊，或者是铁路，当地肯定是拿不出这些钱的，肯定是需要中央政府拨钱过来。中国每一个五年计划，都很清晰地列明给西藏多少钱。具体这些钱是不是到位，我不是很清楚，这要问发改委。但是确实是有很多投入的，比如说修了很多高速公路，修了机场，比如扩建了日喀则机场。中国也建了很多水电站。但是整体来说，大量的援藏资金，其实主要的操控权还是在中共控制的这边。我不否认，西藏的出行条件、通讯条件、用电条件肯定是比过去要好很多，但是这些公司，其实都是内地的大公司在运作，最后很多钱是被赚到内地去。汉族去那里的很多商人也是赚了很多钱回去了。藏人能够沉淀下来的，只是留下来的那些项目。”  中国治藏政策就是一种殖民 法广：就是说这些投入，落实到当地藏人生活中的好处其实是相对有限，是吧？  余驰：“有限，有限。 ” 法广：您提到，您觉得中国在西藏的政策就是一种殖民，您为什么有这样的观察？  余驰：“中国在西藏，为什么我称之为殖民呢？首先，他对年轻一代的藏族干部的培养，就是去藏化的培养方式，都是以灌输党建为第一要务，是用党领导一切这样的思想来培养干部。他们每年有很多学生去内地的民族学院，内地也有很多藏族班。他们（藏族干部）学的知识，从来没有把藏族的文化、藏族语言，这些藏族该保护的内容放在第一要务，肯定是把中国的文化作为第一要务。它是去藏化的教育，藏文化在下一代的教育中，基本上就没有了，有也是很少的。通过文化上的渗透，通过去藏化的教育，下一代（藏人）就不会再关注西藏的这些东西。慢慢的通过这种奴化教育，以后流亡政府再来说他们的事情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关注了。 就已经成功实现殖民。然后内地也去了很多的干部援藏。他们都是来管理和指导西藏的，都要听他们的话，包括自治区领导的第一把手肯定是汉族人，而且，军队牢牢地把控着西藏的每一个角落：难道不能说这是殖民吗？ ” 西藏网格式管理推广到了全国 法广：曾经经历过八九六四的余驰清楚地意识到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控模式正逐渐推广到全国： 余驰：“第一呢，2008年以后的西藏，尤其是陈全国管理西藏的时候，西藏所有城里的干部都必须下乡住村锻炼。这是陈全国的一个管理措施。这是对城里面的干部。对寺庙，每个寺庙都增加了一个叫“寺庙管理委员会”的东西，他们凌驾在寺庙之上，所有人都必须纳入他们的管理之内，这是过去没有的。然后呢，拉萨增加了几百个便民警务站，里面有武警，有警察，有街道的人，联合执法。 就是实行网格化管理。这个网格化管理最后就推广到全国。 每个城市都实行网格化管理：中共对民众的控制是无孔不入的。科技比较先进了以后。 中共在中国架设了很多很多的监控设备，比如人脸识别系统。 我们每个人的通信系统—— 电话、微信，你的所有的通信系统，它都可以监控。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在中共面前都是透明的，是裸奔的。它想了解你的任何一点个人的信息，通过大数据，它都可以抓到你。 我们经常有朋友在通讯工具上发言，只要有什么敏感的东西，很快中共就会请你去喝茶，威胁你。” “我可以举个例子。我本来1月13号在华盛顿举办这个影展。 但是就在那天上午，成都的国保就找到我在成都的哥哥， 到他家里面去，说：你们不要办这个摄影展，你们在国外做涉藏言论，这是非常不好的。他们要求不要开展，如果开了，必须撤展……你看，我都还没有开展，中共的国保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进行威胁了。中国现在这个警察国家变成大监狱了。 ” 余驰先生在中国原本有安稳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但他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对国人言论自由的控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已经越来越受不了。更何况德育教育成为小孩子教育中第一位的内容，小学生也要学习习近平思想。他实在无法接受这种对下一代的党化、奴化教育，决定送孩子到美国读书，他也借此离开了当时正在新冠清零政策下开始封城的成都。

世界跨入了新冠疫情的第四个年头，回看世卫组织对三年来全球应对新冠疫情长长的时间线，2020年1月11日非常醒目，这一天，中国媒体报道了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第一例死亡，新华社当天援引武汉卫健委称死者为一名61岁男性，同时声称，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在世卫官网的时间线上，直到1月22日，世卫组织赴中国考察组才发表声明称，有证据表明武汉存在人际传播。疫情随后在当年年初迅速扩散至世界多国，逐渐成为一个延亘至今的全球大疫。 在新冠首例死亡三周年之际，如果说随着全球抗役的努力、疫苗和药物的研发进步、疫情的逐步改善、病毒致病力降低等，人们已不再像最初那样对新冠病毒导致死亡感到恐惧，但三年来全球仍有数百万人死在疫情下。据英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估算，截至今年1月9日，全球已累计报告超过6.64亿例确诊病例，其中逾670.7万人死亡 ，病死率约为2.09%。其中各国对病死率的估计值差异巨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月5日向194个会员国表示，虽然全球的疫情状况有所改善，但每周仍报告有1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而真实的死亡人数可能远高于此，他尤其对中国的疫情现状表示担忧。 中国在去年12月初突然逆转了其“新冠清零”政策，引发了一波席卷全国的感染潮，医院不堪重负、殡仪馆人满为患。但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自去年12月初以来，只有不到40人死于新冠，中国此前改变了对新冠病死亡标准定义，只有病毒导致的肺炎及呼吸衰竭才被归类为死于新冠，引发普遍质疑。外界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目前快速传播的疫情及死亡情况，对大规模疫情是否会导致出现某种新的危险变异株风险尤有担心，《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中国政府不提供可靠信息的情况下，要判断全球人口第一大国的疫情规模和严重程度，堪称一场大型科学猜谜游戏。之前曾赞扬中国疫情应对的世卫组织上周也批评中国对新冠死亡的定义 "过于狭窄 "，称中国公布的统计数据、特别在死亡人数方面没有充分反应疫情复燃的真正影响。 疫情三年何其漫长，但三年的时间并没有长到让人难以清楚记得曾经发生的事情。一名署名“左手墨迹”的网民在推特上说，“三年了，除了死了更多无辜的人，什么都没有改变，三年前是千方百计隐瞒病毒蔓延情况，现在是不计后果隐瞒新冠死亡人数“。 中国疫情肆虐之际，法国电视24台 世界万象专题（Le Monde dans tous ses Etats）采访法国中国问题专家、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瓦雷莉-尼凯（Valérie NIQUET），接下来请听对尼凯此次访谈的部分内容。 中国目前疫情传播、殡仪馆人满为患的状况令人想起了欧洲疫情第一波高峰期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当时人们甚至不知道在哪里存放死者遗体，而三年后中国正经历着同样的事情。 尼凯：是的，看到中国民众今天的状况，特别是最脆弱的老人，实际上是相当悲惨的。死亡的人数无疑会非常高，尽管我们已经没有统计数据。尤其是，这些事情可能都是可以避免的，假如中国政府能够在行动上更加理性一点的话，比如在选择清零防疫期间，没有做任何的疫苗准备，比如对最脆弱的人群加强接种疫苗等，然后是对这个反常的战略中，突然地开放了所有的限制，导致疫情的重要传播，因为中国人既没有疫苗的保护，也因为坚持清零防疫而没有免疫。 您所说的，是中国将不再可能像我们在过去三年里听到的那样，说中国很好地处理了疫情。现在大多数死亡的人都没有被列为与新冠有关，这是在故意隐瞒新冠死亡，还是只是没有办法再进行统计呢？ 尼凯：首先，我认为有一个手段的问题。就中国这种硬性开放的做法，我们认为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尽管中国一直再坚持清零战略，但到11月底，由于奥密克戎传染性很强已经导致中国感染病例激增，因此取消防疫限制是在面对清零防疫仍在但疫情出现暴增时，可能保全领导层不丢面子的一种方式。而我们对于中国在任何领域、包括经济领域统计数据不可靠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统计数据是政治性的，是为了显示中国实行政治制度的成功、成就和优越性的。因此，没有任何统计数字是中立的，即使涉及到国民生产总值GDP。至于对GDP此前宣布也许要达到7%或8%，那么，不管现实如何，各个地方的国民生产总值都不会低于这个数字。所以事实上，我们不能依赖中国的统计数据，今天的情况更不能。 这是否造成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民众中是否存在质疑？ 尼凯：无论怎样，中国人习惯于在各种问题上怀疑其领导人。当政权运作良好时，他们时可以与政权共存，但这个政权不是那种不激起民众普遍、多数支持的政权。存在很多问题，这显然受到了民众的质疑。不过一定数量的中国人已经接受的事实是，在中国，没有死于新冠风险，这与美国不同。 即使抛开对数字的质疑，人们在几天内从完全被封闭，到取消测试和各种限制，这中间是否会对这个长期以来始终被视为无所不能的国家产生质疑？ 尼凯：不仅是无所不能，而且效率最高，这是一个在中国之外甚至在中国国内都经常听到的说法，说这个个政权虽然是专制的，但至少它是有效的。确实它是有效的。而这一形象现在完全破碎了，有人说到4月份会有超过一百万人死亡。显然，在西方也是如此，在美国，有超过一百万人死亡，但这些死亡是分散在一段更长的时间内的。 但中国这是在几个月内大规模发生，是一个炸弹。而这不能不对中国人对自己的力量的看法产生影响。 人们对1月22日即将到来的春节，这一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也意味着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可能加剧已经肆虐的疫情感到担心。 尼凯：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是否会因为这次疫情的爆发以及所引起的恐惧还会进行那么多旅行。我  们谈论的是农村，那里的医院或医疗保健系统是有限的，不是有限，可以说几乎是基本没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有连续不断的感染潮，但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否已经在农村和小城镇开始，因为我们的信息非常少。可以肯定的是，三年前当中国最早出现和开始蔓延新冠病毒的时候，也是在春节期间，之后疫情传播到了全世界。因为许多中国人，比如有温州地区许多人当时去了意大利北部地区，那里是欧洲的中国纺织品制造中心。由于这种交流混合，而当时在当局是被允许的，使得新冠在欧洲开始大规模的传播。 我们看到 之前被认为对中国防疫始终给与赞扬的世卫组织，现在也对北京的提供的疫情数字提出质疑。这对北京来说多少是很尴尬？ 尼凯：是的，因为在新冠疫情最开始的头几个月，世卫组织几乎与北京的表态话语一字不差，   例如，说病毒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对此是知道的。 而今天世卫组织对国正在发生的疫情态度更为现实，更加严厉。世卫对我们正在采取的、世界一些国家已经在采取的措施表示理解，而这些措施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要求做新冠测试，这也是中国所要求的，只是北京抗议任何的歧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这个政权封闭在了一种不再与现实相联系的话语中。

2022年即将成为过去，在过去的一年中，国际上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俄罗斯在十个月前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已经导致俄乌双方数十万人的死亡，数百万乌克兰人逃离家园。然而，战争却似乎远没有结束的迹象。就在圣诞新年的节日期间，俄罗斯军队一如既往地对乌克兰各大城市进行轰炸，不过，乌克兰人却依然在缺电断水的寒冬中坚强地庆祝圣诞与新年。 乌克兰人何以如此坚强？滞留在乌克兰南部海滨旅游城市敖德萨的北京人王吉贤先生实地观察了战争过程，对乌克兰人的处境感同身受。他个人也因为试图通过网络向外传播一些不同于中国官方版本的有关战争的信息而遭受中国网信办的封锁，遭受中国网络水军的骚扰。使他从一位不关心政治的电脑程序员成为油管上有十多万人关注的时事评论员。 法广12月30日电话采访了王吉贤，请听谈谈他在当地的感受，以及这场战争对他个人的影响。 法广： 王吉贤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敖德萨的情况，是否继续受到空袭？ 王吉贤： 早晨两波空袭警报刚刚结束，今天的电网没有被炸断，昨天都就被炸断了，估计是因为快过年了，所以他们要加强行动，要显示一些战果吧！所以对我们的攻击就更加猛烈了。 法广：您从二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始终逗留在敖德萨，近距离的观察了战争发生之后的整个过程，您对乌克兰官方，对军队，或者对乌克兰的总统有些什么评论？ 王吉贤：首先我想就总统泽伦斯基说几句，因为我非常费解网络上居然有对他的一些批评，我觉得人家抗战十分努力，我们对他是完全理解和支持的，我身边的乌克兰当地的民众没有看到不支持总统的。当然，客观地来说，乌克兰还有一些人对俄罗斯依然存有幻想，这些人是极少数，主要在乌东地区，他们也不是反对泽伦斯基，而是，谁反对俄罗斯，他们就反对谁。关于乌克兰军队，我觉得乌克兰军队的气势还是不错，今天战事之所以陷入胶着，主要同武器供应有关。我们不担心俄罗斯打过来，可以说，我们对军队的信心还在，但是，我们也清楚不是光靠勇气就可以结束战争的，我们还是需要武器方面的支持。 法广： 这次乌克兰军队对号称是全球第二大军事势力的俄罗斯军队顽强抵抗了是个多月，另全世界刮目相看，同时，也倍感意外，那乌克兰民众是否也对自己军队的表现感到意外呢？ 王吉贤：其实俄乌冲突从2014年就开始，战火就一直没停。俄罗斯军队究竟是否是全球第二大军力，我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标准，总之，乌克兰人对此不以为然，想当年苏联红军时期，他们多一起作战，谁有多少实力大家都清楚，谁也不怕谁！另乌克兰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次俄罗斯居然会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那儿都炸，而且，专门轰炸一些医院，剧院，居民楼，超市等等，现在大过节的，还轰炸电站，把一个城市都炸停了电，这对军事上有什么益处？这不就是要折腾老百姓吗？这是什么军事策略？这完全就是恐怖主义 ! 我可能说得有些情绪化，但是，这实在是令人气愤！军队与军队打仗，干吗欺负老百姓！其实从军事层面来看，俄罗斯在乌克兰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法广：我们知道，即使是在今天，即使俄罗斯在乌克兰屠杀平民，犯下战争罪的证据已经数不胜数，但是，国际上依然有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几次三番拒绝支持联合国有关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令人费解吗？ 王吉贤：最开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诧异，不理解为什么中共不愿意谴责俄罗斯，但是，几个月来，我逐渐明白，从中共与俄罗斯从历史上的关系来看，这其实很正常，怎么能够要求儿子谴责老子呢？如果是一个民主国家拒绝谴责，那我会觉得很不正常，但是，中共与俄罗斯其实是流氓一家子，这是天经地义！ 俄乌战争把我打醒 看清中共的面目 法广：我们知道您在这场战争中经历了许多，您觉得个人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 王吉贤：客观地来讲，俄罗斯的导弹对我个人并没有产生很大地影响，它们对我的生活造成不方便是事实，但是，我感受最深刻的还是中国网信办对我的封锁，数字化的攻击，数字化的消失，我全经历了。通过这一些列事件使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之前我对政治也不是很感兴趣，总以为共产党也没有这么坏吧！人家要折腾你一定是因为你犯了什么错误，我现在才明白，他要想折腾谁，根本不需要原因。这是我个人意识形态上最大的改变！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很气愤，当时是真实的感情流露，因为我觉得人怎么能够干这种事！现在，我明白了，他们刚刚把电站炸了，我也一点都不惊讶，您也可以说，我是被打皮了，我现在知道这太正常了，缺德人干缺德事，他们再做什么没有底线的事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法广：其实这场战争是把您给打醒了！看清楚了中国政府是如何运作的，是吧！ 王吉贤：其实，我不太喜欢您使用中国这个词，因为我认为他们不代表中国，中国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我不觉得中国这两个词丢人，中国有好人。中国还有中华民国。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对中国共产党那一套一点儿也不了解。 俄罗斯居然会无缘无故地发动战争 法广：其实您一开始时对政治并不感兴趣，是吗？ 王吉贤：是，过去，我不了解，我不喜欢但是，我并不仇恨他，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劝过中国使馆，要把中国的国旗与俄罗斯的旗帜分开了，以免别人误会，我还以为他们与俄罗斯不一样。但是，之后，我不就发生了后来的一些列的事件。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们就是一家人。从国际歌到中国的国旗。 这一年发生的荒诞的事情实在太多，以前我认为打仗应该还是有一点理由，但是，今天我发现，他们打的这个仗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理由。然而，还有什么是真相，界限也不是这么分明，我是做程序出身的，我认为真假是非是很清楚的。前两天，我媳妇达沙考试，问题是中国最大的岛屿是什么，拿什么搜索器就搜索出什么结果，用中国或者俄罗斯的搜索器，那就是台湾岛，用西方的搜索软件，出来的就是海南岛，我现在才发现，原来真相并不存在，谁的嗓门大，谁说的就是真相！ 法广：您如何展望这场战争的演变？您个人在新的一年里有何打算？ 王吉贤：我们当然希望战争能够很快的结束，但是，我们也知道不可能很快结束，尤其我们需要更多的武器，我们不觉得明年一开春战争就会结束。我们都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我们在这儿准备了发电机，想办法渡过难关。因为根据我对乌克兰的了解，我不相信总统泽伦斯基会妥协，会同意割地来结束战争，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事！ 法广：您明年有回中国的打算吗？ 王吉贤：在技术上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国已经解除隔离政策了。但是，我更加倾向于把父母接过来，因为他们在那儿生活得也不痛快，而且，根据我这一年来的经验，我相信如果我回去，我充分的相信一定会遭受不公平的对待，虽然我没有害他们，但是，我们是不会有底线的。而且，我自己觉得并没有做错什么，我也没有必要妥协！ 感谢王吉贤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

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于2005年被选为过渡性教皇，于12月31日星期六去世，享年95岁，他将作为当代最大胆的教皇之一载入教皇的历史中。 2005年4月19日当选教皇后，2005年4月24日正式就任，2013年2月28日辞职。约瑟夫-拉辛格作为教皇在梵蒂冈工作了8年。尽管这八年被誉为是一个以众多危机为标志的任期，但他的教皇生涯在历史上划下的最深刻印记反而是他宣布辞职，因为他是近700年来首位自己宣布辞职的罗马教皇，也因此被载入史册。   约瑟夫-拉辛格于1927年4月16日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普通的天主教家庭。与他的波兰前任教皇让-保罗二世一样，他在青年时代也经历了纳粹主义和战争的磨难。作为一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他曾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征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当时刚刚过了14岁的生日。 纳粹垮台而战结束后继续他的神职生涯，在24岁时，1951年6月被任命为牧师，而且与他的哥哥乔治同一天被任命。在2020年7月1日他哥哥去世前两周，他曾到他哥哥在德国的床边探望。 拉辛格在1953年获神学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为《圣奥斯丁关于天主子民与天主圣殿的教会学说》。之后，又于1957年获得大学教授资格，随后在弗赖辛神学院讲授基本神学，后又转至波恩大学任教。  拉辛格是图宾根和雷根斯堡的一位出色的神学教授，他作为专家参加了1962年的梵蒂冈第二届理事会时只有35岁，当时被认为是一个改革者。但1968年5月的事件、教会内部的抗议危机和梵蒂冈第二届会议的礼仪改革将深刻地改变他对现代性的态度。 1977年，教皇保罗六世任命他为慕尼黑大主教。他在这个职位的时间并不长。1981年，当时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把他召到罗马，任命他领导强大的信仰教义部。而作为天主教正统观念的不妥协的守护者，他在那里呆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2005年4月2日约翰保罗二世去世。   这个事件也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2005年4月19日，在梵蒂冈，拉辛格以枢机团团长身份召集枢机团举行选举秘密会议。据记载，在推选教皇前，他就以枢机团团长身份对枢机团的布道中告诫他的同僚不要被现代宗教潮流所干扰，他说：“我们正进到相对主义的独裁中。它不承认任何事物是绝对的，它的最高价值是个人的自我和欲望。”在这个举世瞩目的选举中，波兰籍教皇让保罗二世的红衣主教们在经过四轮投票后选出了他最忠实的合作者拉辛格为继任。为纪念欧洲与和平的捍卫者本笃十五世，他取名为本笃。尽管当时他已经78岁了，但出于 "保护家园 "的责任感，他还是接受了这个沉重的责任。 或许他很难预测将面临危机重重的教皇生涯，也不能预知将在八年后选择辞职，但应该说他这是就对摆在面前的风暴有很清醒的意识。因为早在2001年，波士顿教区的牧师性侵事件已经被揭露出来了，而这就等于对教廷开启了一场重大危机的大门。在当选前几天，他曾明确提到 "教会中的污点"，并用了"漏水船 "这个词，这是对他的继任者现在仍在处理的教会性侵事件的暗示。 本笃十六世在一连串丑闻曝光的动荡中独自承担着几十年来在教会中盛行的沉默文化的重任。他是第一个谈论 "零容忍 "的人。同样，他在2008年前往澳大利亚参加世界青年日（WYD）期间，是第一位为教会所犯的过错请求宽恕的教皇。   除了这一重大危机外，还出现了一系列争议。其中最著名的是2006年9月在德国著名大学发表的雷根斯堡演讲《信仰与理性》。本笃十六世提出了暴力和宗教之间的联系问题。讲话片段传出来后，被穆斯林世界认为是将伊斯兰教等同于暴力，并引起了巨大的紧张，不久后他在访问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时平息了这种紧张。   同样，2009年对避孕套的谈话让他再次受到争议，他说避孕套不能解决非洲的艾滋病问题，事实上，反而会加剧艾滋病问题；因为真正解决办法是避免婚前性行为，而非消极发放保险套，该言论引发争议，教廷表示教皇的讲话和罗马天主教会反对使用避孕用具的教条一致。但许多卫生官员都仍建议使用避孕套来预防艾滋病毒的扩散。法国和德国官员以及艾滋病活动人士批评教黄的说法。  此外，他对有争议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封圣的支持，以及解除对圣庇护十世牧师兄弟会的原教旨主义主教威廉森的逐出教会，使他受到了媒体的严厉批评，是经常引起媒体关注的目标。  一个被误解的教皇    在他的教皇任期内，本笃十六世不得不处理教廷的沉重繁琐的事物、面对其功能失调困那和内部阴谋算计。与他的继任者方济各不同，性格拘谨和胆小的本笃十六世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气质来强加于人和改革教区。事实上，他的前任让保罗二世更像是一个环球旅行者，而不是一个管理者，即使在这位波兰教皇缺席的情况下，教廷也做得相当好。  2012年5月曝光的梵蒂冈机密事件文件，机密文件显示存在一个庞大的腐败、裙带关系和偏袒网络，与意大利合作伙伴以高价签署的合同有关。而他像儿子一样爱着的管家保罗-加布里埃尔（Paolo Gabriele），被指控为 "梵蒂冈的信使"，即从罗马教廷向外界传递这些秘密文件的人，当年 8月份梵蒂冈司法部门对他涉嫌泄漏本笃十六世的机密资料提出起诉。加布里埃尔被梵蒂冈城邦法庭认定有罪，并在同年12月22日获得教皇的赦免和宽恕。他随后在罗马的Bambino Gesù儿科医院服务。于2020年11月去世。  2013年2月11日，在目瞪口呆的红衣主教面前，本笃十六世公开宣布自己因为年老身体状况不好，无法继续负荷作为教皇的职务重担。因此预计在该月月底正式请辞。随后这项消息获得圣座发言处的证实。   法国世界报指出，作为现代历史上第一位自愿离任的教皇，本笃十六世留下了他八年教皇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改革之一。通过这一姿态，他将教皇职位转变为一种几乎与其他职位一样的职能，一种要么履行要么离开的职能。一些信徒感到不安，并将本笃十六世的不经意的离开描述为 "白色的哀悼"。 在圣座公布的消息中说明本笃十六世卸下职务后的待遇：  职称改名为荣休教皇（Pope Emeritus），另外冠有“荣休罗马主教”和“前任圣座本笃十六世”两个头衔。他将继续穿着教皇白长袍，但不会配饰披带和渔人之鞋。身为教皇权柄象征之一的渔人权戒也正式销毁。在退休后他将居住在梵蒂冈的教会之母修道院中。此外他在退休后每月可领2,500欧元退休金。   2013年2月28日晚间当地时间八点，本笃十六世正式卸下教皇职务，前往冈道尔夫堡教皇别墅，在该处居住两个月后才正式搬至教会之母修道院。    比起他的许多演讲，他的通谕，包括关于全球化不公正的 "Caritas in Veritate"，对处于去基督教化阵痛中的西方社会的担忧信息，2013年2月11日宣布辞职反而成为他教皇任期的标志。   通过自愿离开一个他不能再担任的职务，本笃十六世，这位被视为保守派的教皇，彻底改变了教皇职位的行使。本笃十六世在成为教会历史上第一位荣休教皇退居到修道院，定期与方剂各会面，继续分析当代社会的演变，他认为社会因远离上帝和人类学变化而受到威胁，其中最重要的是同性恋婚姻。在祈祷和学习的生活中退休后，他在2020年初与红衣主教萨拉签署了一本关于捍卫神父独身的书，因为他认为这一传统受到了威胁。   恢复对基督教信仰的喜好和恢复基督教团结是这位德国教皇的主要目标，他也许是最后一位被误解的欧洲教皇。  （本文编辑参考法语部记者Geneviève Delrue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