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又是春天，又是读书季。法国最大的图书沙龙巴黎书展从3月15到18号在南部的凡尔赛门国际展览中心举行，这个每年一度的图书盛会在四天的时间里有望吸引近20万读者。 主宾国：欧洲 2019年巴黎书展打破每年邀请一个主宾国的先例，整个欧洲来作主宾，这也是今年书展的一大看点。沙龙的负责人解释说，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要展示整个欧洲出版业的活力，人们可以通过欧洲各国作家的视角，更全面地了解欧洲大陆目前政治和社会领域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 欧洲议会即将于5月19号举行换届选举，这也是决定欧洲未来走向的关键，巴黎书展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和平台进行参与，方式就是举行多个与此主题有关的讨论，周六举行的那场主题辩论会题为“面临民粹主义的欧洲民主”。 自然，书展还是要以图书为主，以欧洲为主宾也是让法国读者发现那些尚鲜为人知的国家的文学的机会，比如科索沃作家首次前来与巴黎读者见面。但书展对世界的开放自然并不局限于欧洲一个洲，只要有经济能力，书展也是所有愿意出钱设置展台的国家展示自己国家文化的机会，但书展负责人遗憾地说，今年的书展上没有非洲的展台，但他没有具体解释其中的原因。 另外，中东国家阿曼苏丹国是今年书展的特邀嘉宾，据书展官方网站的介绍，法国与苏丹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史，同时也是对苏丹书籍在地区文化领域起到的先锋性的角色的认可，书展组织者对这个并不广为人知的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介绍中说，该国几十名作家，历史学家，诗人，出版商将前来巴黎书展上与公众会面，阿曼皇家交响乐团也会前来书展上演出助兴。但法新社的报道注意到，非政府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最新报告中对阿曼的人权状况颇有微词，指出该国公民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受到限制，不久前，两位作家可能因批评政府则被阻止前去首都马斯喀特参加书展。 今年书展的特邀主宾城市是斯洛伐克的首都和最大城市布拉迪斯拉发，被认为是当代斯洛伐克最著名的作家帕维尔-维利科夫斯基将前来巴黎与读者见面，他的新书”一只在路上的狗“的法文译本刚刚出版发行。 实体书面临电子书和有声读物挑战 报道称，今年书展上共有九大展台，继续保留深受读者喜爱的侦探小说展台，漫画展台和青年读者小说展台。报道称，漫画依然是出版界不多的几个成功抗拒危机的翘楚领域之一。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书籍市场目前整体不太景气，过去的两年销售呈下降趋势，去年甚至创下了十年来最大跌幅， 2019年第一个季度的销售数据也不令人乐观，如何重振市场吸引更多的读者就成为出版界最关注的问题。 为了吸引读者，书展组织者个参展的各大出版社也使出浑身解数，书展期间将有3千位作者，其中不乏法国人熟悉和喜爱的作家们前去书展签名售书，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读者们想和自己喜欢的作家交谈或得到他们的签名，就需要提前了解好作家们签售的具体时间，不然就很容易错过了宝贵的机会。 法国人与书有深厚的情感，这也是出版业兴旺的原因，但实体书是否会受到电子书籍的威胁？法国IPSOS民调公司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情况并非如此。法国人均年读书量为21本，其中17本实体书，另外4本是数码书。调查结论认为，电子书籍目前尚为形成主流，尚没有对实体书籍构成威胁。但也有另一项调查显示，除了电子书籍外，下载收听有声读物是出版面临的新挑战和机遇，有声读物的销量2018年猛涨了50%，这个趋势在2019年有增无减。但从数据上看，法国有声读物市场和美国25亿美元的庞大市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仅有3500万欧元，但也从反面可以看到这个市场有巨大的潜力。 在法国人爱看读者书籍名单上，登上榜首的小说，实用书籍和漫画三大类，喜剧漫画，科幻小说和与个人发展有关的书籍的读者群也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绝大多数的法国人都认为，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就会读更多的书，在网络时代，法国人阅读依然是娱乐和发现新知识，寻求满足感的方式，73%的受访者认为都表示，阅读对是否“幸福和满足”感起到关键的作用。

六十年前，1959年3月10号，成千上万西藏拉萨民众为了阻止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前去观看军区的文艺演出，包围了他暂时居住的罗布林卡，民众认为这是中共要诱骗劫持达赖喇嘛的骗局，类似“达赖已经被带走”的谣言四起，藏民控制了罗卜卡林内的三位噶伦，并在街上贴海报，喊口号，要求共产党离开，这个突发事件最后演变成了大规模起义。解放军随后实施的镇压行动造成了多少藏人死亡的数据根据不同的来源说法也不同，最终导致达赖喇嘛决定出走印度达兰萨拉，组成流亡政府。这个事件被北京定性为“暴乱”，藏人称其为“起义”，无论何种称呼，不可否认的是，它改变了达赖喇嘛和所有藏人的命运，也完全改写了西藏的历史进程。 60年过去了，西藏自知问题依然悬而未解，中国宣称，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认为达赖喇嘛是个危险的分离主义分子。长期呼吁通过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达赖喇嘛已经完全退出了政治来推动民主进程。 达赖喇嘛如何准备后达赖时代？现在藏区人权状况如何？流亡政府如北京是否继续接触？达赖喇嘛倡导的中间道路具体何指？…..在本次特别节目中，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回答了相关的问题。 洛桑尼玛：我去年9月和11月份去了达兰萨拉，总体上说，达兰萨拉藏人的生活是平静的，但也因对西藏事务的关注，有时会出现一些响应和活动来配合和支持西藏境内的藏人。平时的生活状态很平和，但是是不是会有起伏不断的活动，比如针对每年藏人的纪念日，或者对西藏境内的藏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受到镇压或其他不同事件进行呼吁和援助，这些活动会让那个平静的小山村显得有些热闹。 每个藏人都有离别之苦，尤其是近几年来出来的藏人更有这种离别的乡愁，所以他们会时刻关注国内藏人的状况。 达赖喇嘛为推动民主进程选择退休 法广：您去的时候有没有见到达赖喇嘛，他现在身体状况如何？目前他关注的焦点何在？ 洛桑尼玛：尊者今年八十多岁了，但是他的心灵和各方面比年轻人还要活泼，身体状况感觉很不错。 大多数时候，他关注的都是佛法事业的传播、世界和平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关注对佛教与科学之间的交流、对下一代心灵的滋养以及对团结全世界的各大宗教做出积极的贡献。这些都是他 目前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 法广：达赖喇嘛2011年3月宣布完全退休，不再担任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职责。也就是说他为推动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进程，完全放弃了政治方面的权力和职责？ 洛桑尼玛：在行政权力和直接的政治权力行驶领域方面，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但是作为整个西藏人民公认的精神领袖，以及世俗传统精神上的偶像和西藏人民发自内心认可的他们的代言人，达赖喇嘛始终在六百万藏人的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不是从政治角度讲的，而是超越了政治角度，政治角度只是一个民选领袖，只代表某一个时期的政治观念，而他的地位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可以说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的地位非常特殊。 那么他为什么要放弃政治职责呢？其实他在没有流亡到印度期间，也就是在西藏境内还没有“亲政”的时候就萌发了民主的思想，但是介于中共的军事侵略以及被迫流亡，加上流亡社会也需要一个精神父母，从各个角度看，他都是最有权威的。藏传佛教的各个派别，各个领域的藏区都把他视为唯一的可以信任和依赖的人。因此，这个时期他要安置他的人民，就不可能从别的角度在政治上做出其他更多的抉择。但是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 不断潜移默化地影响群众，影响整个社会，让大家慢慢去了解民主的好处，到最后完全退出政治舞台。 也可以这么说，在他没有完全退出政治舞台的这个时期，西藏人民始终认为由他这样的一位慈悲的领袖来治理西藏比一个世俗的政治领袖更好，就对他更信任，因此始终对他具有依赖性。但是达赖喇嘛尊者认为必须在他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能够自力更生，将来面对任何状况都能负起责任来的一个政府，因此他就逐渐去影响人民，用各种方式说服人民，但是人民始终希望挽留他，但是他最后还是做出了根本性的（退出政治）的决定。 法广：也就是说达赖喇嘛在生前要为后达赖喇嘛时代的准备。关于达赖喇嘛的传承问题，目前有多种说法，有说法指由达赖喇嘛自己决定是否转世，也有说法称得由藏人决定，但同时，北京政府也多次传递达赖喇嘛的传承人应该由北京来决定的信息，这样的局面可能就会给后达赖喇嘛时代带来些难题，你们对这个情况有何种考量或预见？ 洛桑尼玛：关于尊者传承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让我们头疼的事。尊者本人也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最重要的决策者是西藏人，甚至不仅仅是西藏地区的人，而是整个藏传佛教领域的所有人，包括喜马拉雅地区与藏族在文化和血缘上有深深渊源的族群，从西边拉达克到东边达旺地区，还有蒙古藏传佛教信徒和俄罗斯的蒙古藏传佛教徒，加上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信徒等等，我想这个问题需要所有藏传佛教信徒的认可，主要取决于百分之七十或八十以上藏民的想法。 从我这个流亡出来的藏人角度看，我深深理解藏族人深切希望尊者达赖喇嘛不断转世，因为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不是一个世俗普通人，观世音菩萨是度藏族人的菩萨，藏族人如果希望这个民族世代相传永远存在下去的话，就会希望尊者达赖喇嘛永远转世，我可以完全确定地说，藏族人民都希望尊者达赖喇嘛转世。对转世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质疑和怀疑的。 法广：现任的班禅喇嘛有北京指定，但是他对藏人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了，在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上知否会出现同样的局面？ 洛桑尼玛：不会，这个问题十分简单。我们是从精神领域信仰的。达赖喇嘛转世在历史上出项过很多这样的问题，比如六世达赖喇嘛就是清朝废除的，但是藏族人永远不承认清朝政府立的那个达赖喇嘛，不论六世达赖是否在拉萨治理西藏，或者在他隐秘了多少年期间，藏族人从头至今一直都在怀念他，而现在藏族人普遍不认同中共选择的十一世班禅，一直在怀念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这就是对共产党最大的一个反馈。 实际上，如果说共产党是一个类似清朝政府那样的政府，或者说很信仰佛教，将佛教尊为国教的政府的话，那它还有一点点理由，但是佛教的精神领袖完全超出所有世俗的政权，有灵魂的高度。共产党选出了一个班禅喇嘛，我们藏人认为如果他是一个持戒比丘僧就好，我们只会认可他是一个普通的僧人，永远不会在心里承认他是十一世班禅。 法广：但是现在可能面临着藏区被“去藏化”或者更加汉化的问题，有很多汉人移居到了藏区，无论是商业化或是网络的发展都无疑会对这个地区的居民产生包括文化，传统和宗教等多个领域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再过几十年，藏区会不会出现大面积汉化的破坏？ 洛桑尼玛：说实话我对此并不担心。因为1950年发生过最大的一次军事镇压和清洗，文化大革命是对文化彻底地毁灭性的摧毁。尤其是50年代，共产党进军西藏后，屠杀了西藏社会几乎所有的精英。一个民族的精英全部被屠杀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灭绝了，但是藏族人从这个时期开始，不论在任何时候始终在家庭和个人的传承上不断继承民族文化和精神灵魂，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代，藏族人说句藏语都会被批斗，更谈不上什么文化、传统和用语言文字了，几乎达到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毁灭的程度，但是藏族人还是用各种艰辛和痛苦的方式保存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在班禅大师被共产党释放出来以后，突然有了一些宽松的环境的条件下，藏族人的文化又开始复兴了。 所以，有关藏人被汉化的问题，其实在50年，59年，66-76年十年文革期间，还有土改期间做得更绝，更糟糕，更悲惨，但是都没有能够毁灭西藏人。因为西藏人的文化处在一种精神领域的层次，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的民族意识更强，在汉藏居住的边境地区可能会有只会说汉语不会说藏语的人，但是他们在灵魂上始终认同自己的藏人身份，所以我并不对这个问题感到忧虑。 法广：现在西藏流亡政府针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是否继续进行接触和沟通？ 洛桑尼玛：我还想解释和阐明一点关于“大藏区”这个说法，这实际上是共产党杜撰出来的，因为我们藏族人自始至终都认为青藏高原上，包括青海西藏和所有藏区都是西藏，没有大小西藏之分。 关于是否和中共政府谈判的是，高层具体的重要信息我也不可能很清楚。但是我知道藏人行政中央（之前的西藏流亡政府）始终没有放弃谈判的希望，始终在积极接触，因为到现在为止，藏人社会始终遵循“中间道路”的思维，“中间道路”主要的精髓和发起者就是尊者达赖喇嘛。 法广：请介绍一下“中间道路”？ 洛桑尼玛：“中间道路”就是用佛教的中观的思想，用各种宽容和更智慧的方式解决。比如在藏人和汉人之间，我们需要看到彼此有哪些共同的利益和目的，在不改变彼此民族诉求的情况下看看有没有解决具体问题的看法，因为我不希望汉藏民族之间发生世代冤冤相报，血海深仇的局面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也造成了很多民族的灾难，将种族之间的伤害和伤口永远烙在心里，因此也会不断影响下一代。 从公元九世纪以后，吐蕃人就不再争强好胜，七世纪到九世纪，吐蕃是亚洲最强大的帝国，以前的吐蕃人特别好战，是有英雄主义和帝国情结的民族，但是自从佛教进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发动过战争，侵扰过其他任何民族。 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文明的根髓何在？藏人最淳朴的思维是什么？ 他们的思维是：要宁静，和平，停止杀戮，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是现在的社会处在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尊者达赖喇嘛对历史有透彻的理解，他为了世界和平，为了藏汉两个民族的普通民众不再出现流血，出现冤冤相报的历史恶性循环，他希望我们能坐下来，永远着眼于一个双方根本的诉求，中共代表的政权有何诉求，我们都可以坐下来谈，这就是“中间道路”的一个思路。 法广：你的意思是双方现在继续按照中间道路的思维在进行接触？ 洛桑尼玛：从2008年 以后，谈判问题上冷淡的主要责任在于中共这一方，他们没有积极寻求解决问题，只是在处在他们认为很危机的情况下，为了缓解紧张局势来提出一些意见。我们以前还曾经以为习近平比之前的统治者更有魄力，但是现在发现这是一个失败的想法和猜测。习近平逐渐地集中权力，比以往的领导人更加固执和顽固，始终相信用强大的军事机器，集权的行政能力就能统治任何人。我想这种做法是很糟糕的，西藏这几年来的政治形势，以及宗教信仰的状况越来越受到压抑的话，反而会让西藏人民对中国政府越来越反感，会让年轻人更加认识到老祖宗们受过的苦难是什么，他们会有真正的切身历史的体会的教训。现在国际社会关注的维吾尔人受到的压制，实际上就是西藏人几十年来受到了的局面。 西藏人几乎就是被关在一个大型的牢笼里，没有丝毫自己的思维和行动的权利。 法广：目前国际社会对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再教育营的关注程度很大，而从西藏传出来的声音似乎更少，据您的了解，藏区目前的人权状况如何？ 洛桑尼玛：西藏人的文化精髓精神和信仰让西藏人不采取任何暴力的手法，始终是和平和忍让的。共产党认为这样的人民更好管控，因为老百姓不会采取任何极端的暴力行为，所谓共产党认为这样的百姓是很好对付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想法，他们不了解西藏人在灵魂和精神上的强大。正因如此，中共不敢很宽松，总要保持一定的压制，充满忧虑。他们如果觉得西藏人很难控制，原因就是他们永远控制不了西藏人的灵魂。 目前在拉萨地区，居委会里都设立了派出所，到处都有便衣警察，所有的寺庙里也有派出所，寺庙都是被警察和军队看守着的，一些大型寺庙的下面就是军营。 这样的做法在西藏已经做了很多年了，现在只是把这种做法照搬到了维吾尔地区，维吾尔地区的党委书记陈全国以前就是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所以他们认为在西藏采取这种方式控制住了西藏人民，因此再把这种方式照搬到维吾尔地区来控制那里的人民。 我想维吾尔人和藏人的性格非常不同，维吾尔人比较刚烈，而且愿意表现出来，藏人则因为佛教的传统，始终收敛强悍的一面，因此我想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在伤害很多本来对局面并没有恶意的人。据估计现在有上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这会对他们的家人，朋友和周围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下去的话，对一个民族在精神上和灵魂上的侮辱会造成这个民族长时间对政权的反感，这到底是聪明还是愚蠢？我认为陈全国是一个很愚蠢的人，而且习近平用这个人先治理西藏再治理维吾尔，不仅是用错了人，还会造成政治上的危机，将来共产党就会如同坐在火山口上，人民怒火什么时候会再次爆发是不可预估的。他们现在正在酝酿这个火山，火山不断酝酿能量，最后会爆发。 所以说仇恨和反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经过了很长时间对一个民族不断的压制和压抑而导致的爆发，西藏每一次对政府的反抗都是在对政府的反感和不满到了顶点后爆发出来的。 法广：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有与中国对他出访国家的干涉和施压，让他的出访受到不少限制，那么，西藏问题的国际影响力会不会有所下降？刚刚出台的美国《西藏旅行互惠法》显示出美国对西藏的支持，那国际上其他国家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度如何？ 洛桑尼玛：到现在为止，国际社会对待独裁失败的原因就是绥靖和利益主义的思想，而正是因为绥靖政策导致了希特勒在二战期间得以进行广泛的扩张，就因为绥靖的政策导致了相对于共产党更民主的国民党流亡台湾。 西方国家在二战时期还有一种真正的人权和价值观念，因为他们饱受了战争之灾，饱受了人受到侮辱和迫害的历史经验，二战以后的人充分地渴望和平，尊严和人权，那个时代的政治家也都坚持这种理念，但是随着二战历史的结束，在冗长的岁月里，人们的这种理念逐渐被淡化了，对战争，对侮辱对独裁的观念逐渐淡薄，尤其是在西方社会，由于物质和商业的发展，再加上个人主义利益的横行以及物质主义社会的思维标准，使西方社会的国家及其政客要满足本国的物质利益的需求。所以物质主义的盛行，导致了人类精神领域的淡薄。在东方受到政治压制，精神压制和独裁政体的压制下，人民需要的是灵魂和精神上的自由。而西方国家很难设身处地地想到东方这些在集权统治下的老百姓的精神体会，加上共产党不断采取各种方式，包括统战，韬光养晦甚至见缝就钻的策略等，逐渐用各种方式渗透到了西方国家。共产党以前说西方政治渗透，其实是他们在不断地渗透，而最后，一旦他们得到了经济上的利益，经济上强大以后，就用经济的大棒不断对中小发展国家用它的意识形态施加影响。也就是说，现在共产党是通过经济实力发展共产党的思维，尤其是集权统治的思维。 现在对尊者达赖喇嘛访问其他的国家进行压制的做法到什么程度了？某个国家如果对中国政策有些异议都会遭能制裁就制裁，甚至想用他的各种策略和方式来影响这个国家的政体，一些西方国家现在开始感到紧张了，他们以前以为跟共产党独裁政府做生意只是物质上的问题，没有想到用经济上的交流是将豺狼政权逐渐被豢养成了猛兽，也开始有了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危机感，独裁的政权不惜老百姓的生命，可以发动一场除了核战争以外的各种战争，对他们来说，人民的生命根本不足惜，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目前的绥靖策略导致独裁统治下的老百姓的痛苦不断延续，人格尊严不断受辱，共产党实际上采取的是他们之前所指控的霸凌政策，是用金钱在霸凌。 感谢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接受法广专访。

李子薇来自中国广东，学习艺术和管理，随后来到巴黎继续深造。李子薇于2005年在巴黎六区的开设A2Z的画廊并且从事当代艺术策展，15年来她辛勤耕耘，推出不少青年当代艺术家，也展出了如马德升，越南裔Hom等具有代表性来自中国和亚洲的艺术家。李子薇接受本台三八妇女节的专访，与大家共同分享自己作为女性策展人的经历。请听法广专访。

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走出西藏，流亡到印度的达兰萨拉。作为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为保护西藏的文化奔波劳碌。走出西藏五十周年后，达赖喇嘛退出政坛，专心弘法。那么六十年前达赖喇嘛走出西藏的那天，对藏人来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今天的西藏特别节目中，请到了达兰萨拉藏人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主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代表达瓦才仁。 法广：请您谈一谈310对藏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达瓦才仁：其实310它本来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到军区去观看表演，但西藏人认为中国政府这样的邀请，是要去拘留或者是要逮捕达赖喇嘛，所以就双方就引起冲突。那西藏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虑，就要从之前，就要从好几年前开始说起，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从五六年开始在西藏的康区的，就现在的话  青海啊、四川、云南那些藏族地区，他（中国政府）对当地的宗教领袖、部落酋长都是用开会，或者是会谈，或者说去看表演节目等等，用这样的名义把这些人收起来，然后把他们一下子全部都逮捕。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地方两个地方，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所以西藏人都知道中国的政府当他要去镇压西藏人的时候，他先会把西藏的那些宗教领袖、部落酋长等西藏人的领袖给用这样的方式，先把你抓起来，然后再去镇压自己的人民。 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所有的西藏人都形成一个共识，都知道中国会这么做，所以当听说中国政府要邀请达赖喇嘛去看戏。而且还不允许带警卫呀等等，还是很多反常的一些要求的时候，西藏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轮到达赖喇嘛了，所以他们要去保卫达赖喇嘛；双方因此引起冲突，中国政府就强硬地去镇压，所以达赖喇嘛就躲避中国的暴力，就逃亡到印度，所以说它（310）象征着其实是西藏人在跟中国八年前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刚开始，西藏人把十七条协议当成是保命符，希望十七条协议能对自己有一些保障，可那时（59年）西藏人已经完全地失望了，完全地失去信心，唯一剩下的就是达赖喇嘛，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去保护，然后中国镇压，然后双方等于是摊牌；或者是，其实中国政府就她觉得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他不需要17条协议、不需要其他的，他可以镇压。西藏人就只能顺着这个中国做这样一个……，就是走到头了。双方之间的合作。所以它（310）也象征着西藏人开始放弃一些幻想之后，嗯，去抵抗。 当然，它的意义很多，在后面，西藏人民因此就开始为了自己的民族、开始有了一些救亡的运动，西藏民族因此，从上千年之前曾经很统一地团结在一起以后，后来都是一盘散沙，在这时候，由在外夷的这样一个入侵、压迫下，又再一次的团结起来，西藏人就显示出了他们的生命力。 当然第二个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镇压，西藏人被迫的流亡世界，然后流亡的时候就必须要跟世界接轨，所以让世界认识到西藏，西藏也因此去接受世界，所以说它（310）但是西藏人一个崭新的一页的开始，即使它是悲惨的一页，也是重新走出，在整个我们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的这样一个文化，作出一个巨大的转折，然后跟这个世界接轨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所以对西藏民族来说，310事件，你再怎么评价，不管它是个悲剧的角度，或者说去上民族重新地、或者是再一次地向世界以及跟世界接轨，等等地、各个方面、新生的角度来讲，都是不为过的。 法广：310对藏人是一个转折的历史性事件，在大陆藏人谈这个问题是非常容易的吧？ 达瓦才仁：应该是不允许谈，西藏人一般的来讲，如果你要谈就要按着中国政府的调子去谈、口径去谈，那是西藏人不愿意的。而西藏人用自己的口径去谈，你就会受到惩罚、甚至会逮捕；你就是分裂主义分子，所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装成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是这是公开的了。 但在私下，互相之间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古代，现在信息互相之间流通还是很多，而且民智打开，不是你对随便可以欺骗的，所以大家其实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法广：你是九十年代出来的吧？ 达瓦才仁：是 法广：你是九十年代从西藏出来出来的，出来之前的有没有跟藏人朋友一起谈论过这件事？ 达瓦才仁：从小就听这些故事长大的，从小就听了无数的故事。因为，像我的家乡是在青海玉树，我们家乡的百分之百，我可以说百分之百、所有的男人都去上了战场。 当然，他们没有什么武器？所以很多都当了俘虏，像我父亲，很多人最后就被俘虏了，所以说，每个男人都参加过那场战争，大家聚在一起，从小，很小的时候，只要男人们聚在一起，谈论的都是那张战争，他们各自在那场战争里面，他们怎么逃亡的、怎么去作战的，后来怎么被俘虏的，某某人怎么怎么勇敢，莫莫莫人怎么这么懦弱。 都是讲这些故事，我听过无数这样的故事。后来我也写了一本书，其实就是写这些人、这些内容；，这些故事大家都听过，不管男的女的。女的可能听的可能听的比较悲惨的多些，都是某某人怎么、怎么悲惨，因为女孩和女孩谈的时候，都谈的是比较悲惨的那一方面。男人都喜欢谈他自己，我在那战场怎么、怎么勇敢，类似这些嘛。 所以，内容有点不一样，但是大家都谈的都是这事儿，基本上、普遍的，所以大家都知道！ 法广：九十年代从西藏出来之后，在达兰萨拉，跟别的藏人有没有就这个主题交流过呢？ 达瓦才仁：当然是，这个就已经变成，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是1992年到达达兰萨拉，93年，我看到流亡政府要了招考公务员，我就去参加了，结果考上了，所以就变成流亡政府公务员。 那么我后来就一直是从事这些研究啊，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一直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政府一直把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对西藏人的镇压说成是解放，说成是革命、说成是为了西藏人民，说西藏人民是怎么样地支持他，我们就是西藏人民，可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不支持，而且我们在这中间，还遭受到非常大的痛苦和苦难，以及被屠杀，我知道所有的西藏人，包括我们父母，我认识的西藏人，我们就是西藏人民，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在说谎，中国政府在欺骗世人，也可能会欺骗我们的子孙后代。因为我们西藏人不太会去关心那些政治和历史，西藏有很多的历史书，但是描述的都是那些达官贵人、修行的僧人啊，喇嘛啊，他们的宗教修行的历史。对政治和那些历史都是比较不关心的，不关心的结果就是最后……真的可能就是……有一个叫血写的历史被墨写的历史所掩盖，因为鲜血写成的历史被中国政府用墨水一写，就是掩盖掉了。所以说，你一定要给世人、给后代，留下历史的真相。这个是我们还活着的西藏人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讨论、经常会谈。 法广：聚会的时候都会谈到310事件吗？ 达瓦才仁：有关的，不一定是310。其实310 只是一个日期的、一个代表。它其实代表的是1950年到1960年双方之间的冲突、战争，以及之后双方斗智也好，斗勇也好，通过签订十七条协议，西藏人怎样想办法跟中共配合，来能够保全自己，在最后没有保全的时候，西藏人又是怎样地束手无策，到最后又怎么样揭竿而起，然后有怎么样失败，但虽然失败了，但是西藏人怎么怎么作战了……等等。这些历史。它是一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法广：这是藏人的历史！ 达瓦才仁：对。一直在谈论。而且大家都写了一些相关的回忆录，用藏文写，很多当时的幸存者，他们有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当时的历史过程，写下来。其实这样的书不少，只是因为，以前，每次印刷就印个六七百本，那些印刷的本子，我相信有一些可能资料会有保存，但是对市场上，就你现在去找，很难找到，但是当时不断的有藏人在写，不断的有藏人在写。 法广：那写出的书，一般都是藏文的呢，还是后来翻译成别的文字了呢？ 达瓦才仁：基本上是藏文，流亡政府没有能力翻译成其他文字。 法广：现在流亡政府这边有没有做一些翻译的工作，要把这些资料保留下来呢？ 达瓦才仁：像我个人就写了一本《血祭雪域》纪念那场战争的，战争的各个地方。这是我们在台湾出版的，翻译成中文的有一两本，但是绝大部分都没有翻译过来，那翻译成英文的其实也很有限。 在美国那边有个华人的、叫“老改基金会”，他们那边出版了一两本，那是中文。英文的好像叫也是这家出版社，他们好像也出了一两本，但是出版的好像都不多，翻译。因为你用藏文翻译成英文，也要翻译费、要付很高，然后流亡藏人没办法承担。 法广：有关这一段的历史，虽然有一些这个藏文资料保留下来了，可是相对来说还是流传的不是很广。 达瓦才仁：因为是这样，英文里面还是应该会有，因为我不懂英文感觉到，好像因为中国老是在分析说，因为在英文里面有这样一些资料，丑化说把他们解放西藏的努力，说成是镇压西藏，类似这样一直在谴责，好像英文里面有一些资料，现在在中文里面，开始越来越多。 我到台湾以后，我们基金会下面有一个“雪域出版社”我们也会致力于出版相关的书，希望能把历史留下来。所以说有一些了，有一些，但是还不够，相对以前没有来说，应该好一点。 法广：今年是达赖喇嘛流亡六十周年的纪念日子，藏人政府或者是基金会有没有做一些纪念活动呢？ 达瓦才仁：当然，我们在世界各地都会去做，在达兰萨拉都会有很多活动，但是主要就是集会了，世界各地来的议会的议员，或者是支持西藏的一些团体和代表啊，或者是一些华人，支持西藏的人，他们会有集会，具有会有什么样的活动我不是很清楚，他们反正一直在做，还有几天，他们（藏人政府）并没有公布很详细的议程，这个好像西藏人都是这样，没有很固定的议程。 在台湾的话，我们会有游行、我们会有展览，展览的话介绍60年的西藏，还有一些我们在台湾的20年的历程。这些做一个展览，展览的日期大概是两周左右，然后我们也会去写一些文章，来纪念或者说一个是签订十七条协议，一个是3月10日60周年，对这些我们都会去做，写一些文章，然后做展览等等。     感谢藏人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主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代表达瓦才仁学生接受本台的采访。              

解决西藏问题的困难之一在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历史上，西藏地区的领域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西藏流亡政府以保护藏文化为由要求重新统一各藏区，这被中国政府批评为“大西藏的野心”，是名副其实的“藏独”设想。此外，尽管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表示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度，将政治上的领导权交给流亡政府民选产生的首长，中国官方舆论却始终批驳达赖喇嘛制度代表着政教一治。就此争议，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达赖喇嘛指出：（1）流亡政府从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所强调的是在宗教与文化保护上而考虑统一所有藏区；（2）作为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制度已经结束，但宗教上的达赖喇嘛传统是否延续，将由西藏人民来决定。 记者：邓小平生前有一句话，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充分显示了中国对本土统一的坚持。您在西藏问题上早已明确立场，即不追求独立，只追求真正的自治。但同时，您也强调西藏除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版图之外，也要包括其他西藏文化的覆盖地区，这被舆论尤其是中国大陆解读为大西藏的诉求。中国官方即指这一立场只不过是要求独立的第一步而已，因此拒绝谈判也就名正言顺了。这里是否同样存在一个西藏各地区的统一问题？即使是不要求独立，但却也是中央政府辖区内的西藏统一？这一广大地区囊括了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提出这样的条件是否现实？您在一些场合就此问题也提到过：这不是大西藏概念，而仅仅是保存西藏文化上的考虑。能否就此问题更具体地阐明一下您的想法？ 达赖喇嘛：如果说“大西藏”是走向独立的第一步的话，实际上，这首先是中国政府造成的。现在，在西藏自治区以外，还存在着藏族自治州、自治县，也就是说，在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另外四个省份当中，已经存在藏族自治州与自治县的设置，而这些地方，均有藏语电台、藏文报纸。我们从未提到“大西藏”，从未在任何一个文件中使用“大西藏”这样的字眼。我们所强调的是真正的自治。所谓真正的自治，其目的在于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而西藏的宗教与文化不仅涵盖西藏自治区，还包括所有的藏区。也就是说，在宗教与文化的保护上是需要统一的。我们所说的宗教与文化统一上的自治，是指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认定的藏族地区以及已经符合自治条件的所有藏族地区。这样的话，所有的藏族人民都将满意。为什么？因为在过去一千多年，西藏的宗教、文化，即西藏的民族特性或者说西藏的文明的保护与发展涵盖了所有的藏区  包括安多、康巴和卫藏的所有藏区。许多支持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的学者和专家，均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如安多或是康巴。1959年，很多从西藏逃亡到印度的西藏出家人  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为相当与佛学博士的格西  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安多或是康巴这两个地区。例如，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的哲蚌寺  西藏三大寺之一，也是藏传佛教的大学  1959年之前，该寺僧众达七、八千人，即使是59年之后，由于诸多运动的破坏，僧众人数锐减，可也始终保持在五百到一千人左右，但最近，我的一位汉族朋友前往西藏并专程到了哲蚌寺，发现寺院中的僧侣仅仅剩下七十多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去年西藏事件发生后，当局从寺院中驱逐了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僧人，把他们赶回了家乡。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到中国政府。2002年，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恢复后，我们进行了八轮商谈。在2006年2月第五次对话时，我的代表与中共的统战官员接触中，中共官员很清楚地表示说，北京知道达赖喇嘛并没有寻求西藏独立和分裂中国。但随后4月、5月间，北京批评我的力度愈来愈大，说我在寻求独立和分裂。这清楚地表明，中共并非不了解我的立场和想法，而是出于别的原因要这样做。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北京明知我的想法，却还是要歪曲。新疆的事件发生后，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在最近的一个讲话当中提出，民族的问题应该重新思考。另外，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呼吁重新思考、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政策。我近日读了一篇由中国知识分子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过去六十年民族政策上存在不符合实际的问题。这些意见均反映了一种科学的观点，我比较赞成。中国的经济，经过邓小平的大幅改革，正走向资本主义。我们希望北京能拿出改革经济的百分之十的勇气进行政治改革，我们愿意乐观其成。 记者：假如可能获得文化上充分自由的保证，同时为了回应中国当局的宣传，是否可能在西藏文化统一问题上做出某些退让或者说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并不一定要求在一个自治区内解决文化统一问题，也接受自治区外的安排，您是否可能接受这样的让步？ 达赖喇嘛：我们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尊重藏区广大人民的愿望，并以此为基础而奋斗，因此，很多事情能否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上一世班禅大师（编者：此处应该指的是第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在世时，一再强调藏族三区统一的重要性。他提到多个原因，包括保护西藏宗教和文化。此外，在安多和青海、甘肃一带，很多作为共产党员的藏人表达相同的愿望，希望未来的藏区不要如此分散，希望统一藏区。他们谈到统一藏区的必要性，提出了符合实际的理由。由于当时提出这些要求的来自各方各界，并且其中包括了一些很实际的理由，因此，在西藏自治区成立时，当时的副总理陈毅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拉萨，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内部的党员会议上，他清楚地表示，所有的藏区未来统一成立一个自治区的想法很好。这些都是中国境内人民的愿望与意见。当然，解决所有藏区的统一的相关细节问题应该详细地讨论，但目前这种高压状态下，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尊重西藏境内人民、知识分子的意见。我在世界各地都呼吁中国政府允许有信誉的国际组织到西藏实地了解情况，如果西藏人民现在生活地很好，如果他们心满意足、安居乐业，那么说明我们的讯息是错误的，我们的奋斗也是错误的，我们将公开向世界人民道歉；但如果西藏人民目前面临种种困难，他们心中痛苦，如果无论是在物质生活上还是精神生活上，他们都无法得到满足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面对现实，进行改变。 记者：您提到达赖喇嘛的制度正朝民主方向过渡，这里涉及到民主与传统两方面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西藏文化中某种传统的结束？是否表明民主制度的建立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距离？ 达赖喇嘛：从历史发展上看，达赖喇嘛制度其实只是藏人在某一时期内的习俗，与真正的佛教文化并没有关系。以藏传佛教为根基的西藏文化，可以说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而达赖喇嘛这一政教合一的制度只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达赖喇嘛这一名称的出现至今大约六百多年。因此，达赖喇嘛的名称及其制度是基于藏传佛教文化而发展的。并不是因为有达赖喇嘛的制度才有西藏文化，恰恰相反，是先有西藏文化才出现达赖喇嘛的制度。西藏的传统文化与佛教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超过一千年。这个问题有两方面，我刚才所说的，是指达赖喇嘛作为政教领袖这一旧的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但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是否还需继续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在1969年已经公开呼吁，未来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是否还应延续这一问题，应该问西藏人民，让他们来做决定。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快就需要做出决定，因为我不是明天就要去世。但在我去世后，西藏人民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认为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那就应该结束，我因此可能成为最后一个达赖喇嘛。我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我个人认为，与前十三世达赖喇嘛相比，我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这样很光荣地结束达赖喇嘛的传承，我觉得也不错。 记者：但如果现在举行公民投票的话，西藏人民应该不会选择废除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 达赖喇嘛：你说的没有错。因为，目前西藏境内的人民面对很大的困难，处于痛苦之中，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因此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而这恰恰是中国政府造就的。但废除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西藏真正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人民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后，或许会觉得这一传统不必再继续了；我们并不排除这一可能性。我一再呼吁所有的佛教徒  不论是西藏、汉地还是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等地的佛教徒，不论他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的弟子  成为一名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那么，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呢？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应该既掌握佛教文化又熟悉现代的科学文化，在了解现代科学文化的基础上，精通佛法，就能明白佛法适合现代。作为现代的佛教徒，需把佛法与现代科学文化相契合的一面体现出来。当这一理想实现时，藏传佛教中修行者依靠上师或大喇嘛的时代或许将结束。那时，每个寺院中的老师，如同学校中的老师，将扮演重要角色。但现在的佛教徒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他们认为上师或大喇嘛很重要。 记者：也就是说作为政教领袖的达赖喇嘛制度的结束与作为宗教领袖的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的结束是不同的？ 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首长通过每五年举行的选举产生，因此，我在行政上的职务已经结束。我们希望未来的西藏实现民主，但我们未要求，西藏实现真正自治后，流亡政府将回到西藏。我曾在1992年曾公开地明确地表示过，我的政治责任的结束方式。当境内、境外的藏人实现统一之时，也将是达赖喇嘛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的结束之日。所以，作为宗教领袖，我并不一定要掌握政治权力，我可以讲经说法。比如说，最近我为一千多位华人佛教徒讲经说法，但我从未说，我是你们的宗教领袖，所以要给你们说法。在佛教或者是其它宗教盛行的一些国家，似乎认为宗教领袖等同于一名官员，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的，对宗教毫不了解的人也可以成为宗教领袖，变成官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