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提要］今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30周年纪念日。我们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但更重要的工作，是反思柏林墙倒塌的历史意义。从这种反思中看清历史的轨迹，从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预设人类社会运动的路标。人性最大的弱点就是遗忘，这种心理机制使人逃避痛苦意识，同时也使人逃避自由。纪念柏林墙的倒塌，就是抗拒遗忘的实践。 问：柏林墙的倒塌，是世界当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但它的前因后果，一般人可能不大熟悉，请你给听友们详细地介绍一下吧。 答：好。柏林墙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冷战史。冷战这个词，从现有的记载来看，用它描述国与国之间冲突形式的人，是乔治·奥维尔，他就是《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他敏锐地注意到，苏联帝国和西方自由世界会因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的不同，而引发一种新的冲突。这种冲突不同于传统的国与国之间地缘政治的冲突。随后，美国投资家巴鲁克则指明，美苏之间处于一场冷战。所以冷战一词的确切涵义，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集团，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之间，除不发生直接武装冲突之外的全方位斗争。我们总说柏林墙，那么为什么这堵墙会成为一个当代历史的象征呢？我想先和听友们谈谈“墙”这个概念。我们知道，墙是人用来保护自己的一种设置。中国古人修筑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老百姓修筑院墙，是为了防贼防盗，防止有外人随意干涉自己的生活。 墙是一个家庭保护自己的自由和隐私的屏障。所以它是用来阻止外部敌人破坏、侵扰一个国家或个人的安全与自由的。它的本质是防止外人入侵，但也有一种墙，是为了防止墙内的人外出的，那就是监狱之墙。只有监狱之墙不是用来抵挡入侵，而是用来防止外出的。所以只要一种墙用来阻止人自由外出，那么墙内的人，就是实质上的囚徒。柏林墙就是这样一堵墙。它以极森严的武装戒备来阻止东德人民自由出行。一开始，它用来限制人身自由，随后必然地，它就用来限制人的思想自由交流。它不仅限制肉体，同时也限制精神。萨特有一篇小说，名字就叫《墙》，描写的就是一群被关押囚禁的人，其中有一个卖面包的商人叫加西亚。他本来不问政治，但也被关进大墙。当别人问他，你为什么被关进来呢，他回答说：“他们逮捕所有和他们想法不同的人”。 所以我们应该记住，凡是修筑限制自己的人民外出之墙的人，必定要修筑限制思想交流之墙。当今世界上刻意修筑防止思想、信息自由交流之墙的国家不多了，可惜中国却是这少数国家之一。它称自己修筑的这道墙叫“防火墙”。防的是什么火呢？从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看，在思想的源头，希腊神话中，有一个盗火给人间的大神普罗米修斯，他说，他盗火就是要给世间的凡人送上最好的礼物，那就是火，它代表温暖和光明。在古希腊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普罗米修斯》中，有一段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的辩论。这段辩论说的就是，人类自古以来就用火来象征光明，而迫害盗火者的两个角色，一个叫强权，一个叫暴力。所以中国当局所修筑的防火墙，防止的就是人民会见到的光明。他们设想，只要人民永远处在黑暗与愚昧当中，他们的统治地位就是不可动摇的。古往今来，万事不变，防火永远靠的是强权和暴力。 问：看来 柏林墙具有很深刻的哲学意义？ 答：是的。所以你出的这个题目，意义不寻常。好，我们现在回到历史本身，来看看柏林墙的前世今生。我们知道，德国战败后，被划分为四大占领区，分别由美苏英法占领。军事占领当局就是最高权力机构，柏林城位于苏占区。但它同样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美苏英法各占一份。如果把苏占区比作一片红色的海洋，柏林的美英法占领区，也就是后来的西柏林，则是这个红色海洋中的一片绿叶。所以随着红海洋的波动，柏林始终处在不稳定的状态中。1947年1月，美英占领区合并，建立了共同的管理机构，随后法占区也加入，成为三占区一体的局面，这就是西柏林的诞生。三占区接受马歇尔计划，努力让德国人建立一个民主政权，他们一方面推动经济复苏，一方面筹备立宪会议，准备为德国的民主制度打下基础。 因为随着战时同盟关系的终结，苏联又开始咄咄逼人，要把自己的政治制度推向德国。而西方自由阵营的国家，意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纳粹主义，本质上是一个东西，所以坚决抵制苏联的进逼。那时的柏林成为两大阵营对垒的前哨阵地。1948年3月，苏联突然宣布退出盟军管制委员会，随后全面封锁了柏林。我们刚才说过，柏林处在苏占区之内，其他三大国要进入柏林自己的占领区，必须通过苏占区提供的交通走廊，而苏联一旦断绝这些走廊，则其余三个占领区的食品、医药、日常生活用品则无法运入，将近250万柏林市民马上面临生存危机。不但简单的医疗不可能维持，还要面临彻底的饥饿。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看你们敢不敢眼看着几百万人面临生死关头，而仍不退让。当时斯大林的希望，是三大国被迫退出柏林，把自己的占领区交给苏联。因为苏联一切段交通线，他们几乎没有可能继续在柏林待下去。 问：斯大林这一手可真够毒的。这是拿几百万人命当筹码。 答：正是这样。因为在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中，人命是不重要的，只要能实现所谓革命理想，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当然付出代价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老百姓。比如，在国共内战期间，围困长春就是把平民一起围困起来，不放一人出城，以便消耗粮食，让国军和平民一起陷入饥饿，迫使国军投降。这个例子在张正隆先生的著作《血红雪白》中，有详细的记述。长春围城的胜利，是以数十万无辜百姓的生命换来的。长春围城是在1948年5月，和斯大林封锁柏林的时间几乎同步。 中共的军队，本来就是由苏联人帮助建立的，所以他们学习苏联的经验，是很自然的。苏联封锁柏林，实际上是第一次建起了柏林墙。虽然未建实体墙，但断绝柏林的内外交通，实质上是把柏林人圈在了一个集中营里，卡住了柏林人的脖子。当时，美英法面对这个危机，究竟该怎么办，全世界都在看。经过反复讨论，西方盟国决定不直接对苏联进行军事报复，而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挽救柏林人的生命。于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型空运计划诞生了。 问：陆地走廊被切断了，柏林人的生命就全靠空中走廊了。 答：确实是。西柏林有250万人，仅仅维持活命，一天就要4000吨物资。这就要求一天24小时之内，每3分36秒就要有一架C47运输机起飞或着陆。而要想让柏林维持必要的取暖供应、照明供应，则每天要8000吨物资。这就要求24小时之内，每1分48秒就要有一架飞机着陆。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西方盟国制定了一个精密的运输计划，起飞降落以秒计算。美国甚至在蒙大拿州建立了一个模拟柏林的机场，专门用来训练飞行员。德国人的守纪律和苦干的精神，也得以充分的发挥，西柏林人不分男女老幼，24小时排班，轮番工作，极迅速地建造了新机场。 到了1948年底，每天的空运量达到4500吨，过年之后更达到5000-6000吨，春天来临时，已达到每日有8500吨物资运入柏林。柏林得救了。从斯大林封锁柏林开始，到1949年5月12日解除封锁，西方盟国在15个月内共飞行277 264架次，运送食品、药品、衣物、燃料达2 343 315吨。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加上英法空军的技术支援，再加上德国人的精确与顽强的性格，第一座柏林墙倒塌了。但是，有28名飞行员在这次空运行动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丘吉尔当时激动地说，美国人又一次拯救了世界。其实，这是二战之后，自由世界与共产集权世界的第一次正面冲突。 

2019年十月一日，是中共建政70周年的重要节日。为此，中国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其中包括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式。这也是习近平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纵观70年历史，从毛泽东、邓小平到现任主席习近平，中国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中国社会则发生了巨变。如今，在习近平的治下，中国将前往何处？对此，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接受了本台采访。 法广：首先，请谈谈，您如何定义中国过去70年的不同阶段？ 夏明：中共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70年了，也是进入了“古稀”老人（的行列）了。我们看看共产主义的历史，像苏联、苏共，也就是70来年，最后崩溃了。其实我们看到，今天中共面临非常大的考验和挑战：它能否生存下去？ 我们如何看待它过去的70年？中共过去的70年，如果我们用官方的定义来看，习近平今天建立的叙述，他认为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是毛泽东给中国的30年，就是让中国人站起来；然后是邓小平领导的30年，让中国人富起来；再有，就是习近平执政已经7年多了，他认为他还会执政30年，正因如此，他废除了任期制。他打算在30年内，（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2021年）他会让中国强起来。不难看出，习近平将中国看作三段。同时习近平有一个重大认知，他认为，以前大家讨论中国70年的历史，就认为其中有很多矛盾、很多弯路，毛泽东有很多错误，邓小平在改正这些错误，从反右、文革、到大饥荒，都有很多的错误。中共也在不断地平反，或者拨乱反正。但是习近平一改以前的说法，他认为；前30年和后30年都不矛盾，在他治下的10年，他会把它全部地打通、贯成一气，认为这都是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在摸索经验。社会主义难免有失败、付出代价、交学费的一部分。习近平把整个中国的70年变为他想打造的（国家），最后（自己）变成国父。老百姓能够过上小康日子。中国共产党能够给世界带来一个完全的、全新的、社会主义的思维体系。这是习近平的定义。 但是，我认为过去的70年，中国其实很多地方受到了伤害。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治理中国的过程中，有其他更多、或者更好的选择方法，它都没有去探讨。它的许多的选择方法是错误的，尤其是习近平当下以国家强权、以牺牲人民自由、同时以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国际的普遍价值观。这些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70年，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值得我们讨论。 法广：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今年迎来建政70周年，也将在两年后迎来建党100周年纪念。这对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夏明：习近平自己认为，他是有红色基因的。因为他的父辈是属于打下江山的（一代人）。因此作为习近平来说，当然会把中共的目前的红色政权和江山看成他的家产、看成他们红色的基因流在这些人的血脉中的这些太子党，他们对中共的江山是有所有权，因此也有监管权。当然对他们来说是有一个深刻的、感情上的纽带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忘掉了一点，就是中共之所以能够建政，中国共产党当时成立之初，就有一个目标，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共产党1921年、像李大钊、陈独秀、包括毛泽东这些人当时的鼓吹下，还是有一定理想主义色彩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共其实有很多都背离了这种理想主义色彩。比如当习近平在说：千万烈士的鲜血换来了红色政权，因此我们不能丢，因此我们不能放，这里边他其实进入了很大的误区。其实几千万人的鲜血，它的目的是要让中国获得自由。也就是中国人经常说的，终于获得解放，而解放就是自由的意思。在整个解放的过程中，要带来的是给人们的自由。但是在根本的人民自由的问题上，就会像毛泽东所说的，中共进北京是赶考。当时民主党派的黄炎培就跟他说：你如何能够跳出王朝的周期率？毛泽东就说：我们就要实行民主、实行真正的、切实的民主，让人们当家作主。我们就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但是今天中共没有实现。相反，是把民主变的越来越遥远。因此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他多大程度上其实是在背离中共早期还有的一点点理想主义？多大程度上他把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党国变成一己之私、或者是一党之私？这是非常可怕的。 法广：2012年习近平掌权之初，就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夏明：我一直认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是一种派系反腐。是一种针对个人的政治忠诚的强弱来决定把那些对他不忠的人清洗掉。也就是中共党内最近所说的，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所以它的反腐，就是通过以人民的需要的反腐的名义，对党内进行一种残酷的清洗。因为习近平讲过，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的五年内，他已经处理了党员、干部100万以上。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清洗过程。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共反腐有什么问题。中共腐败是尽人皆知的。而中共的腐败在于它的一党专制、一党极权没有人民的监督、没有人大的咨询、没有司法的独立、也没有报章、媒体的、新闻的监督。这样的情况下，当你要反对腐败、清除腐败，就不具备我刚才列举的应有的条件，同时你在不断地强化自己的权力的话，就会带来更大的腐败。因此我认为，习近平的习式反腐注定会失败。而且我们也看到，它其实已经丧失了动力。同时，他的反腐已达到了目的。也就是以习家军为核心重建中共。但是，这种重建会让这个党、让这个党国更有活力，更有创造力吗？对此，我们应该拭目以待。因为我们毕竟看到，目前习家军和他的整个班底展现出的这种缺乏创造力，缺乏想象力，而且许多地方显现封闭、愚昧、无知，因此这种反腐带来的正面效应还是有限的。 法广：中国主席习近平面临怎样的挑战？ 夏明：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压力山大。他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是多重叠加的。之所以说是全方位，是因为他无论是在内政、经济、党内权力斗争，还是中国的环境、人口社会的压力、以及到来的这些危机，生态危机以及灾变可能影响的各种社会不稳等等，他都面临很大的压力。另外，在周边国家也有许多矛盾和各种冲突。无论是日本，还是朝鲜，以及印度等等，他都面临许多挑战。另外，他在中国的许多边远地区，从新疆、到西藏，还有香港，另外还有台湾这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声称对台湾有主权，不难看出，台湾也一直对习近平构成重大挑战。而所有这些重大挑战又跟另外一个最大的挑战即：外部的挑战联系在一起，这便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个反对党-美国。美国今天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一方面通过贸易战不断地给中国制造各种麻烦，让习近平焦头烂额，让中国本身已经下行的经济雪上加霜。同时习近平的挑战不仅在于经济，而且特朗普总统很大程度上把贸易战高度地战略化和政治化。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和政治关系都开始脱裂，中美事实上进入一种冷战的模式，是大家现在普遍喜欢谈论的话题。所以我认为习近平面临的国际上的冲突和挑战也是非常大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面临着这么多挑战，习近平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远见、有没有想象力、有没有智慧，能够化解这些挑战？能够把中国引向一个更好的方向？我认为习近平现在的一个主要做法其实还是想回复到老路上去，回到专制主义的老路，甚至从毛泽东的治理方式寻求一些灵感。同时通过专制主义的共同理念，与周边专制主义国家结盟。试图抵抗中国人民现在内心渴望自由、渴望民主的冲动。因此无论在台湾、还是在香港、或是在西藏和新疆，都不难看出他表现出强烈的、某种程度上是邪恶的一种极权主义的冲动，对他们进行打压、镇压。所以我认为，习近平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他自己无法突破他的价值观和认知的整个的构架。另外，这种无法突破又被他周边的缺乏远见、而且更多地是溜须拍马的、一种迎合他的政治野心家或者权力贪欲者得到强化。正因如此我觉得习近平的最大挑战其实是来自他自己的缺陷。而他自己的缺陷又被他周边的人强化。所以习近平的敌人不是我刚才所讲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经济、政治，其实他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他自身，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圈。 法广：您如何看中国未来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夏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以及现在的世界大国，它在历史上应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认为中国最佳作用应该至少在亚洲文明中成为一个领军国家。能够与日本、印度等国家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能够让亚洲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往前前进的又一个重要的发动机。但是中国在过去的十年失去了这种历史机会。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终于有一个可以让自己的民族变得更宽容、更多元、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自由、更民主。但可惜的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与时俱进，跟时代、跟着自由民主的方向走。相反，它失去了这个机会，使得中国的官僚寡头、权力和地位得到强化。现在就变得他们要改革自己的利益、既得利益就越发地困难。而中国的老百姓，权利和自由就越发地小。因此中国现在在世界整个的作用变得越来越负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也有一些媒体人-例如何频-把中国视为一种病毒在世界蔓延。美国已经把中国作为头号竞争国家。因此我认为中国现在在国际上到底发挥怎样的作用？从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一带一路、或者要给世界提供中国解决方案来看，这是挑战整个全球价值观，是行不通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是非常乐观的。主要因为中国共产党治下，毕竟在海外有几千万华人，而这几千万华人已经融合进世界的主流文化，因此中国的文明、中华的文明，不仅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长，而且我相信在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其实它也不断地在生长。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他们就会不断地给中国增添智慧，因此我相信，中国在世界上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中国共产党未来的走向，我希望中国共产党改弦更张，更希望它能够退出历史舞台，给中国一个新生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所以的中国人、所有的华人能够不断地有创造力，想象力，能够在世界上发挥中国人应该做出的文明的贡献。

今天是十月一日，中国迎来中共建政70周年纪念。70年前，毛泽东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此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过去的70年，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中国的确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何评价这些变化？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法广：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建政70周年，可谓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日子。从49年建政之初开始，中共始终强调的就是“新中国”中的一个“新”字。您认为，这个“新”字的实际意义何在？ 夏明：针对新中国的说法，现在有很多争议。许多人认为：“新”，就应该有一种价值判断。“新”总归比“旧”好。因此目前许多人在反思中共建政70周年的时候认为，这70年，恐怕并不是变得更好，所以很多人不愿意使用“新”字。 但是我觉得这个“新”字还是有着其特殊的含义。如果我们抛开它的价值判断，“新”与“旧”，不存在“新”一定比“旧”好。就像《新约全书》与《旧约全书》，不存在新约跟旧约有一种好坏的对比。我们提出“新”中国的概念并进行分析的话，我认为有几个价值可以认识。第一，中国毕竟在过去-从1840年到1949年-陷入某种混乱。中国的政治精英的确没有很好地把中国整合起来。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冲击，尤其在全球的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的阶段，中国当然面对着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是在不断地失败中忍受着屈辱。因此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想找到一种整合的方式，让中国人集体能够变得有力量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与国民党的两党较量中，最后是国民党输了，共产党总体来讲是赢了。国民党建立了中华民国，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里边确实有着“新”“旧”差别。其中的新旧差别并不表明共产党完全是以暴政获得政权的。共产党有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共产党也有理念上的感召。毕竟我们看到在国共两党冲突的过程中，许多的民主党派最后是投向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是给中国人、尤其是给民主党派有承诺，表示要建立新中国、一个民主的国家。毛泽东当时是做过此一承诺的。而且说得很清楚。是一个有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是美国四大自由的民主。因此我相信毛泽东在当时夺权的过程中，还是想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他认为是一个有普选的民主的国家。当然我们看到毛泽东最后违背了这一承诺，没有兑现（这个承诺）。 但是从专制主义的角度来看，也有着其中的“新”。因为毛泽东建立的专制主义到现在已经存在了70年，在人类历史上，（中国）现在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强大的极权主义国家。它的强大超过了前苏联。从经济、军事和控制的人口来看，它当然比前苏联更具有威胁。所以我们看到，“新”中国的“新”，还有一个在极权主义的路径上，它又是一个全“新”的模式。 法广：中共建政的最初五年，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对中共执政体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夏明：亚里士多德说：肇始之初一个微小的变化，就会在以后带来很大差异。所以我们看到，中共建政5年的时候，它给整个治理体系奠定了它的基础。因此这5年就如同科学上的“分形理论”，看到一个板块就会发现，大的世界基本上是以小的板块的规律在不断地重复的。我们看中共建政的最初5年，尤其是以它开始镇压反革命、因为它在经济上进行土改，政治上建立它的新秩序，镇压反革命，最后进行合作化，划分阶级成分，同时为它以后的公私合营改造等等奠定了道路。同时颁布宪法，整个极权、公安、专制体制、控制体系就这样建立。 因此不难看到，最初5年，中国共产党是以一个高度的军事化的极权主义体系，对它刚刚统治的百姓进行强烈的、纪律的严惩，想把他们变成统治下的非常配合、合作、服从的民众。最初的5年，中共通过以“人民”对待“敌人”的方式，征服了中国人。而且这种征服是以一种暴力征服为主的，同时加以洗脑。这种征服是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一党独霸、不断地加强自己的权力、同时利用当时的朝鲜战争、用帝国主义、外国的入侵在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因此不难看到，最初的5年，（中共）所有的这些办法，其实以后都在不断地（得到）重复。包括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中共建政最初5年的相似性。我们不难看出，中共会用同样的办法来加强它的极权体制。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来描述最初的5年，它的政权跟人民的敌对的矛盾、敌对的关系，我想今天中国很多的矛盾，从政权的角度来说，更多变成一种敌对的矛盾，对我们理解今天中国政权的实质和走向有非常大的意义。 法广：70年间，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57年的反右斗争，以及66年爆发的文革），在中共的执政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夏明：中国整个的极权专制体制，被一些人称作“运动型的极权主义”。这点与苏联有点不一样。因为苏联更多的是一种官僚式的极权主义。它没有动员像中国这样的、如此多的群众的、底层群众的参与、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实行国家的政策。因为毕竟毛泽东有一种超凡的魅力，有一种如同农民领袖的魅力。所以毛泽东喜欢用一种民众的方式、通过他是皇帝、超凡魅力的领袖直接跨过官僚体制，直接跨过程序，用他的话说是“无法无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以这样的方式来治理中国。这一点与苏联经典的专制主义是不同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毛泽东善于运用运动、善于操控人民，所以在他的整个治理过程中，他不断地去折腾（国家），通过运动去清洗他的敌人。最后把自己变成一个神，所有的人都怕他。他的每一个政治运动都有目的。我刚才讲到，中共建政的最初5年，他是消灭他的敌人。后来反右，消灭他的盟友。最后进入到文革，他就开始消灭他的战友。文革中，他就开始吞噬自己的子女，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此不难看出，毛泽东最后变成二十世纪专制主义最高的一个恶人，正是通过政治运动来进行的。而这种政治运动给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甚至中国人的心理都带来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其中有一个就是：因为有政治运动，所以不断地洗脑，因为不断地洗脑，整个中国的人群就出现了国家的、全民性的精神的疾病。因此我觉得，政治运动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如果今天习近平还想用政治运动来治国的话，我们将看到，这给中国带来的伤害将是无穷的。 法广：70年后的今天，中国强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社会今天的繁荣”。您如何解读这种说法？ 夏明：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70年，起了两个好的作用。第一，就是我所说的，1949年以后，它把中国在过去100年不断的混乱中、不断地内争中、一片散沙状态整合了起来。让中国人可以有集体行动的基础。这是很大的一个成就。另外一点，就是在1979年开始以后，中共意识到在毛治下的一系列错误，邓小平决定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进行某种松绑。尤其在经济上进行权力下放。鼓励私有的经济的发展和私人的创新。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大概是中共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做出的两个贡献。 但是至于中国今天的繁荣，是不是就因为没有中共，中国就不可能有繁荣？我认为答案如下：第一，可以台湾为例。其实在1950年至2000年，台湾整个经济增长的平均增长率在全世界一直是名列第一的。不是第二，而是第一。因此不难看出，台湾早于大陆起飞，它是四小龙里面的一部分，台湾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变成一个发达国家。事实上台湾是一个实际的独立的国家，国民党在台湾也可以帮助台湾人成就到一个发达国家的这么一种经济状态。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它执政的70年，其实给中国人带来了许多创伤和损失。如果没有这些创伤和损失，中国人会有更大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反右，还是文革，对中国知识精英的伤害，还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大量的流失、脑力外流，其实都是对中国的一个伤害。包括89年的镇压，牺牲了一代人，伤害了一代人。此外，从1949年以后到如今，中国的整个生产效率、尤其是农业的总生产效率，其实根据很多的经济研究，在58年以后到78年左右，基本上是全面地下降。这些对经济的损失，如果不会出现政治上的干扰，不会出现政治上的悲剧的话，中国这些经济的增长在50年代到70年代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就不会损失，同时也不会有几千万人饿死。 另外，中国人在过去30年的成就，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政权的束缚、打压，中国人的创造力自我地爆发出来了。所以如果说中共有它的贡献的话，它的贡献就在于：中共不去捣乱了，中共不去搞乱中国的发展。因此如果中共要说它有什么贡献的话，就在于它没有去伤害中国人的创造性、它没有去压抑中国人的创造性。但是可惜今天我们看到，中共以为它给中国带来了繁荣，以为它养活了中国人。它没有意识到：其实中国人给中国带来了繁荣是因为中国人的汗水、中国人的辛劳。只要中共不要把政策搞乱，不要把制度搞乱，不要去干涉中国人自己寻找活路的话，中国其实就可以繁荣。今天中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为它给中国带来了繁荣。相反，它想用更多地政治上的干预，继续要把中国带成“中兴国家”、“更伟大的国家”。我觉得这一点是缘木求鱼。

10月1号是中国70周年国庆，天安门广场上将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向国内外展示中国的国力。对于70年，中国官方说法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强调的是所谓新与旧的差别，但海外媒体称这是中共建政70年，其中政治意味更强。两种说法，两个不同涵义，明白人自然一眼看出。 一个政党持续执政70年时间，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多见，可以说是全球独此一家，风风雨雨70年的历程，在中国国务院刚刚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和世界》的白皮书中总结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对于造成千万人死亡的的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六四自然是只字不提，大手一挥，全部抹去。 在本次中国70周年专题节目中，我们采访的嘉宾是香港浸会大学研究中国45年之久的法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远东政治专家，他也是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请他谈谈他对中共建政70年的一些看法。 法广：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开始研究中国的？ 高敬文：我从1974年的秋天开始学中文，对中国有兴趣。第一次去中国大陆是1977年，第一次来香港是1976年，所以毛泽东去世以后去中国的时候看到的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首先，我想最主要的变化是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可以说中共的制度非常孤独，开始的时候几乎和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到国外旅行，接触外国的中国人也很少，所以可以说七十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中国融入了世界中。 第二个变化与改革开放有关，这也是中共这个政权维持了70年还能继续下去的原因。因为四十年来，邓小平和邓小平的接班人把毛泽东时代的变化都取消了，甚至采取相反的政策。毛泽东把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近共产主义制度，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动员群众，以及干修正主义的运动都是朝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1978年12月份的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和邓小平以后的中共领导人都取消了毛泽东留下的遗产。 所以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70年历史可以分为前面30年和后面40年。 法广：前30年搞政治斗争，后40年抓经济发展，从而塑造了中国目前的面貌？ 高敬文：可以这样说，但是也有一些连续的特点。比如，1949年以来共产党是“老板”，没有其他的政党，大家都要听共产党的话，另外一个延续下来的就是”苏维埃文化“，从苏联引进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一直在政治制度的发展和选择领导人等问题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政治的框架基本上没有变，还是苏联的一党专制和民主集中制。上面做决定，下面执行，老百姓也没有话说，提拔的精英都是听话的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没有什么变化。当然会有一些社会经济的变化会对制度产生影响，特别是私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要保证这些新的精英听共产党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拉拢他们，让他们进入人大和政协这些权利机构。但是事实上这些人并没有做出政治决定的权利。 法广：实际上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精英的关系从建政以来就非常复杂，打压拉拢手段并用，让知识分子不敢说话，这是否也是导致中国普通民众对政权屈服，能忍受独裁政权的原因？ 高敬文：我想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更加复杂。因为知识分子有一段时间被称为”臭老九“，在文革中更是受到隔离和批评。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关系有一定改善，但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又变得很复杂了。习近平上台后冲突也比较多，关系也更紧张一点。习近平采取的共产党决定一切的策略也缩小了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他们也需要更加小心。 法广：那么您从习近平的身上有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影子？ 高敬文：当然。首先，习近平要取消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差别，他强调49年以来的新中国是一样的，决定都是对的。虽然有些错误，但毛泽东没有犯什么罪。但我们知道，引发很多人死亡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班子的决定。但是习近平在如何控制社会领域与毛泽东的做法类似。 比如，改革开放后，儒家思想曾经被平反，但是由于习近平比较喜欢法家思想和权威主义的领导模式，在这方面他和毛泽东比较类似，他认为用法家思想和工具来控制中国社会比较有效率，不要对老百姓客气，由于对人民有疑心所以要控制他们。社会信用制度反应出来就是他不信任人民，最好检查和控制每个人的活动。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恢复法家的影响。 法广：作为研究中国的学者，您是否曾认为中国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改变政治制度？ 高敬文：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比较悲观，可能我做出的判断还是相反的。我不认为赵紫阳及其顾问要将中国实现民主化，当然党内有些人希望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制度改革是两回事，他们希望继续保持一党制度。 八九年以前，赵紫阳周围有些改革人士，他们真的希望将中国民主化，但当时很难看出来。但是我认为地方上党的干部完全不了解十三大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内容，也不懂党政分离的含义和后果，对他们来说，共产党就是领导，毫无疑问。 从最初，我就一直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不是外国人能够决定的，连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包括美国都无法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未来由中国老百姓决定。如果中国老百姓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民主化的要求，那也是中国人的事，不是外国人的事，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当然会对我们产生影响，但是并不是因为和中国发展贸易和合作关系就可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我想这基本上是中国老百姓决定的，当然中国的民众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影响政府领导班子，也没有办法影响精英阶层，因为大部分精英都支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给他们饭吃，这样就导致精英们非常依赖共产党。所以我想很难改变这个制度，将来如何这是一个很难预见的问号。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其他国家或外国人不必希望去影响中国，这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法广：从短期和长期看，中共这个七十年政权何去何从？ 高敬文：这也是我思考的问题，这个有70岁的制度是否到了退休的年龄。但可能有人希望中国很快实现民主化，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就目前来看，有不少人不喜欢有独裁倾向的习近平，但这个制度依然很强大，很稳定。而且大部分中国人不敢或不希望挑战一党制度。所以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马上退休，可能还会要等二十或三十年，是否能过一百岁？这是个疑问，可能不会。 法广：如何看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国庆阅兵展示国力，同时也对北京市民采取前所未有的监控，他们究竟害怕什么？或者感到外人不知的某种来自民众的威胁？ 高敬文：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好像非常自信，无所畏惧，认为未来属于中国，属于共产党。同时另外一方面他们似乎什么都怕，在国内国外都看到很多风险，所以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老百姓，所以他们采取社会信用制度。这显示一方面他们缺乏信心，另一方面缺乏自信。 感谢高敬文教授接受法广专访。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其40年的政治生涯中多次访问中国，从他1995年5月出任总统，到2007年5月卸任，在任两届12年中，希拉克一共来过中国4次。当然，访问次数的多与少，并不完全说明问题，希拉克访华次数还不及萨科齐多，但无人可以否认：希拉克非常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希拉克不仅预见并实际见证了中国逐渐强大的历程，还在考虑中法间实在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同时，在四次访华时，将痴迷中国文化的个人特色留在中国人的印象之中。 谈最敏感的人权问题 希拉克总统在2000年10月22日访问中国时，就已经在正式讲话中谈到最敏感的人权问题，他说：“让我们坦率地讨论最敏感的问题，特别是人权问题。中国签署了两项联合国的人权文件，我希望中国将在人权方面取得进步，并批准这些人权文件。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向世界开放，我相信中国也将在涉及思想和人的领域里获得自己的位置。” 2006年10月26日，希拉克总统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中法关系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合作领域非常广泛。希拉克在这次对中国访问时表示：“这次访问对我来说很重要，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取得更重要的地位。法国将是中国的可靠伙伴，我们之间的接触将增加，我们之间的战略伙伴对话将延伸到环保领域，在非洲的合作和发展援助。这次访问也在经济领域取得进展，我们和胡锦涛主席讨论了在核能方面的合作计划，铁路发展计划，我相信在这些领域会取得成绩，也相信在一些新领域会取得成功。” 中法引渡条约 饮水思源，希拉克总统任期内与中国签订的重大合作领域不仅仅涉及文化经济等方面，还扩展到司法合作领域，有关的合作在今天开花结果，中法引渡条约就是其中之一。 2016年9月15日，中国公安部“猎狐行动”工作组将浙江省公安机关通缉的犯罪嫌疑人陈文华从法国押解回国。这是中法引渡条约2015年生效后中国从法国引渡的首名外逃嫌犯。而2015年生效的中法引渡条约是在2006年10月，是法国时任总统希拉克访华期间双方会晤的内容之一。当时，中法两国领导人确认,要尽快启动双边引渡条约的谈判。之后，在2007年中法两国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引渡条约》，并于2015年7月17日正式生效。中法引渡条约相关条例中包含了约10名中方在法或欧洲其他地区的潜逃分子。  从文化入手建立与中国领袖的良好个人关系 希拉克热爱生活，为人热情豪爽。作为总统，他与不少国家元首都建立了深厚的个人情谊。他与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中国驻法国大使等人都关系很好。据多年担任中国驻法大使的吴建民先生回忆：1997年5月，希拉克作为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一下飞机就问起了扬州，而扬州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故乡。最终如意到访扬州的希拉克说自己喜欢的是中国当代诗人李白的诗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在安排访问游览瘦西湖、参观扬州博物馆和汉墓等以外，希拉克那次又提出要看看大运河。在晚宴席间，江泽民亲自向希拉克介绍扬州的历史，希拉克听得非常认真。也是在那次宴会上，希拉克的“中国通”名号更响亮了些，因为他甚至能够参与到“隋朝有几个皇帝”的讨论中去，而且说对了。那一晚，中法领导人都很高兴，江泽民唱了一曲《我的太阳》，希拉克则对江泽民说：这是他当选总统后度过的最愉快的夜晚。 后来，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法国的行程中，希拉克特意在故乡科雷兹省萨朗镇自己的私宅中接待了江泽民夫妇，据说这是他第一次在私宅接待外国元首。整个宴席持续了三小时十分钟。席间，希拉克引用杜甫《客至》中的一行诗表达欢迎之情：“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在宴席结束后，江泽民花了一个多小时为希拉克书写了辛弃疾的《摸鱼儿》。 2003年，希拉克破例在爱丽舍宫为离任的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辞行，并为他颁授“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以此表彰他“为促进法、中友好关系和法国人了解中国方面所作 出的贡献”，这个荣誉勋位是全法最高表彰奖。为了推动中法文化交往，从1998年起，创办了“中法文化周”与“中法文化季”，并进一步发展为“中法文化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重视和中国大使吴建民在内的双方努力，使得中法文化交流交往进入从未有过的高水平。2003年10月至2005年10月，中法互办文化年。既是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创举，也是中国首次与一个友好国家互办文化年。 希拉克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也热爱文学和艺术，他对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都是情有独钟，并颇有研究。除了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痴迷终身以外，他对中国诗词的热爱，对中国历史文物研究的程度之深，得到专家们的认可。据说希拉克能默写中国历史朝代年表没有差错，对中国历朝皇帝也了如指掌。 中国青铜器 希拉克在少年时代，因经常光顾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而被中国艺术品，特别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深深地吸引。中国古代青铜器成为希拉克的终身爱好，直到痴迷的程度。 1997年，希拉克在访华期间参观上海博物馆。时任馆长马承源把他的专著《中国青铜器全集》前十四本赠与希拉克。看到书中的一张图片，希拉克脱口而 出：“这是不是二里头文化三期的青铜器？”如此专业的提问，令马承源惊叹不已。两人相谈甚欢，以至于专机不得不推迟起飞。之后，希拉克与马承源结下深厚友谊，并定期联系，交换青铜器研究心得。 多年来，凡是在法国的有关中国文物特别是青铜器展览，希拉克必定前往欣赏。中国文化年在法国举办期间，四川三星堆珍品展在巴黎市政府举行，但由于巴黎市长是左翼社会党政敌， 希拉克不愿为政敌捧场而与该展览失之交臂。之后，希拉克再访西安期间，中方特意在宾馆布置了一个小型三星堆青铜器珍品展，以了却希拉克昔日之憾。走近展品，希拉克不让任何人陪同，独自观赏，久久不愿离去。 有关希拉克与中国青铜器的趣事还有：2002年7月，在出席北约首脑会议时，希拉克“开小差”阅读闲书。这被会议厅楼上记者厢里的一位法国记者发现并用长镜头拍下并登上法国报纸，结果发现希拉克总统在看的是一本有关中国青铜器的书。　　 唐朝诗人李白杜甫 希拉克对中国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杜甫颇有研究，曾计划撰写有关李白的电影剧本。当时，只要见到重要的中方客人，希拉克常常动情地讲起这一“宏伟计划”，还商定由中国著名演员扮演有关角色。此事后因种种原因而搁置。2006年，希拉克访华时在武汉发表演讲，他引用了李白吟唱长江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004年10月，希拉克访华并为法国在华文化年揭幕，首站选择成都。对此，希拉克说，他对四川的文化兴趣远大于经贸追求，并说自己以朝圣的心情拜谒了“伟大的大众诗人”杜甫。参观前，希拉克曾问：杜甫是否说过“书法精瘦便可称之为神奇”？参观杜甫草堂时，他得到了著名书法家写的诗句：“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临别时，希拉克在草堂欣然题词：“向人类最伟大的诗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西安秦兵马俑 1978年9月23日，希拉克以法国前总理和巴黎市市长的身份访华时，第一次参观了西安秦兵马俑并深受震撼，他高度评价西安秦兵马俑，称其是继埃及金字塔等之后的“世界第八大奇迹”。这一赞誉通过随同采访记者的报道，使得西安秦兵马俑蜚声海内外。1991年，希拉克到陕西汉阳陵的发掘现场参观，2006年，希拉克以总统身份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又将西安作为最后一站。希拉克直接赶往刚建成的中国首座全地下陵墓文化博物馆，之后又参观已成为现代化的地下遗址博物馆汉阳陵。因参观大大超过预定时间，希拉克决定不吃午餐，立即前往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为他安排的专门展出。 对中国历史文化兴趣盎然的希拉克总统2009年再次来到西安，完成了他卸任总统后、以自由之身更仔细观赏中国历史和青铜器”的宿愿。如今，在西安秦俑博物馆入口处，希拉克参观兵马俑的照片赫然在目，向人们展示希拉克对推动秦俑走向世界的贡献和对中国文化的由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