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政协会议虽然每年一度，但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破任期限制开始第三任期，国务院团队今年几乎全部换人，涉及台湾议题的人事安排近期也有调整，而与此同时，台湾社会也将逐渐进入新的总统大选竞逐状态。2023年两会期间针对近年来持续紧张的两岸关系议题的官方表述是否会传达某种信息，相关政策是否有所调整也格外引人关注。如果说北京对台政策长期是软硬两手并用的话，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育仁先生认为，北京方面所谓对台扩大交流更会是一种单向有选择性的交流。他尤其注意到，蔡英文政府执政近七年来，北京首次公开点名蔡英文为“台独分裂分子头目”。但他认为两岸关系近年持续紧张的主因更是中美关系交恶，而不是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 台海关系不会大幅度缓解 法广：郭育仁先生您好，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刚刚结束。据您的观察，两会在涉台政策表述方面，除了重申“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反独促统“这些传统立场外，是否有什么新意？是否确实有对台政策”放软“的迹象？ 郭育仁：首先，习近平去年10月16日在中共20大的报告中（提到台湾时）比较多是在划红线，也就是动武的红线。他在政治报告中讲得非常清楚，而且，这是北京第一次把外部势力介入放在“台独”活动之前。所以，去年20大上的政治报告，对习近平来讲，比较大的成分是在划红线。今年3月13日，两会期间，习近平的讲话当然很重要，虽然是老调重弹，基本上第一是呼应他自己去年10月16日政治报告的阐述——外部势力和“台独”活动。第二才是老调重弹，比如“和平统一”、“不放弃武力”、“一个中国”、“一国两制”或强调“九二共识”。这些都是长期以来不变的，但至少习近平这次演讲与去年的政治报告的不同之处，是他提到“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他这次（在两会上的表述）和2018年相比，字数减少超过一半，有112个字，但这112个字的重点是“促统”。2018年用了264个字，重点其实是在反“独”。因为2018年时，两岸关系急冻，当时民进党上台没多久。总体考量，他去年的政治报告与这次3月13日的讲话，可以看出来是软硬两手，并不是像一般媒体报道的那样会大幅度缓解对台紧张关系。 扩大交流？单向有选择性的交流 法广：一些评论此前预测北京会将2023年看作是两岸“交流年”，您乐观看待这样的发展么？ 郭育仁：我觉得比较实际地讲，所谓扩大交流，依照中国的说法，是扩大和台湾各个社会阶层的互动交流与合作。但我觉得这些交流是单向的。这就要提到王沪宁在政协的重要性。王沪宁在政协负责统一战线，也就是统战。习近平去年20大和今年3月13日的讲话，用白话说，就是所谓的统一进程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口号，它必须要落实成具体的行动方案。落实成具体的行动方案的过程中，政协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直以来的辩证法-程序，就是第一，透过民主协商，这个民主协商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扩大对台湾各个社会阶层的交流和交往，通过交往去拟定中国共产党应该怎样去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然后依据这些方案，在国会（人大）立法，有了法源依据之后，就有具体的行动计划。这是中共一直以来所谓统战的辩证法。这个部分很重要。 那我为什么说（这些交流）是单向的，因为去年习近平在10月16日的政治报告里已经讲到，然后在所谓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中也一直不断强调：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要掌握主动权和主控权。换句话说，因为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的状况，目前还不是太明确，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对中共来讲，处理台湾问题，不必去考虑明年台湾执政党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在解决台湾问题山要掌有主动权和主控权。所以我判断，的确，从两会之后，中共会扩大对台湾各个社会阶层的交流，但交流一定是单向的，而且一定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而不是好像台湾慢慢与中国有互动，好像台湾可以慢慢去改善和中国的紧张关系。我不这样认为。 法广：而且即便是单向交流，它会不会也更是有选择的交流？北京的条件是必须承认“九二共识”，那这个所谓的扩大交流是不是也在将军民进党呢？ 郭育仁：没错。（这种交流）不但是有选择性地去和台湾各个社会阶层交往，而且他们会选定他们认为在台湾社会各个层面具有代表性的团体。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团体包括，比如像不久前的佛光山，包含农渔会组织、地方组织、里长组织等都曾去中国。政治团体中，他们选择的条件当然是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必须承认“九二共识”，以这些作为可以与大陆进行交流和合作的先决条件。 北京首次点名蔡英文为“台独分裂分子头目” 法广：两会刚刚结束，台湾刚刚又失去了一个邦交国：洪都拉斯宣布与北京建交。是否可以说，北京在所谓“放软”的同时，也在提升针对蔡英文政府的外交压力？ 郭育仁：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习近平对台政策的软硬两手。软的一面，就是刚才所说，有选择性的接触台湾各个阶层他们认为有代表性的人民团体。硬的一面就会具体展现在外交和国防方面。在外交领域，中国自去年就已经开始着手与洪都拉斯建交的可能性。更务实地讲，其实中国手上有一个名单，一直在做拉拢台湾的邦交国的工作。在他们觉得到时机惩罚台湾的时候，就会拿掉台湾一个邦交国。所以，去年我们就已经大概知道，与洪都拉斯的外交关系已经难以维持。中共对洪都拉斯使用的当然还是金钱手段。至于这次要处罚台湾的时间点的原因，首先是美国国会成立中国小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这个中国小组的主席（共和党人）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前一阵子密访台湾，而且同蔡英文总统见面。访问当时没有公开，是在他走后才有新闻报道。他此行主要是搜集一些台湾方面的相关讯息，回去之后，美国国会财政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就通过了三项反中法案，例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也通过了四项支持台湾的法案……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当然是把账算在台湾身上。第三个原因当然是现在越来越清除的消息：蔡英文4月会过境美国访问，会有公开活动。但中国认定有外部势力在介入台湾问题或认定有“台独”活动越来越越具体化的时候，就会在外交上或国防领域，惩罚台湾。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我认为是这些原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外交部在3月8日在记者会上，提到蔡英文总统访美时，直接点名蔡英文，并且指称她是“台独分裂分子头目“。这是自蔡总统2016年5月上台以来近7年中的第一次！所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蔡英文总统4月访美之后，可能就会被列入”顽固台独分子清单“。 北京对台“总体方略”：掌握主动权和主控权 法广：您刚才提到习近平两会期间讲话提到对台政策“总体方略”。这个方略自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后，轮廓一直很模糊。现在是否有一个更具体的轮廓 郭育仁：根据我们的观察，我们看了很多资料，觉得在这次两会之前，对这个方略讲得最具体的是李义虎。去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国台办发表白皮书（2022年8月，《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从这些资讯来看，主张和平统一还是主调、基调，但是，和平统一与不放弃武力，在中共的逻辑中，在他们的辩证法中，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比较具体地说，这个所谓“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第一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大陆必须掌握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和主控权，第二点是把台湾问题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从这个角度看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第三是看中国作为整体国家战略发展道路上解决台湾问题，第四是不得已而为之，就是如果有外部势力介入，或者是岛内台独活动具体化，就有所谓的武力犯台，用武力解决中国国家统一事业。也就是所谓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并不是一个单一轴线的方略，所谓的总体方略是把台湾放在各个不同的发展路径上，去处理统一问题。 两岸关系急冻的主因更是中美关系恶化 法广：民进党在去年的九合一选举中受到挫败，这是否意味着蔡英文政府的抗中保台的路线开始显示出某种局限性？两岸关系持续紧张这么多年，民进党政府是否确实难有作为，只有维持紧张关系这一种选择？ 郭育仁：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拉大框架来看。我一直认为两岸关系态势越来越紧张的主因并不是民进党执政或者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或大陆政策，我觉得其中原因更是美中关系自2018年以后到现在的短短四年间急速恶化。蔡英文2016年5月20日就职演说中讲得非常清楚，她当时就已经提到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关系条例。换句话说就是她在2016年就已经提到宪法一中。然后2021年5月的就职演说中，又再提一次。所以，我不认为蔡英文或民进党到目前为止的大陆政策，在路线上，展现所谓“台独分裂”的活动。反倒是美中关系在2018年以后的四年间急速恶化。这个急速恶化的过程，对于台湾来讲，对美关系一直是台湾外交工作的首务，所以，美中关系恶化的过程中，美国一定会强化与台湾的关系。仔细看以下自2018年到现在，台美关系有非常长足的进步，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尤其是在安全领域的支持，越来越具体。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倒果为因，因为美中关系实际上已经在恶化，中国不应该把美中关系恶化的责任强硬套在民进党或蔡英文头上。 法广：但是两岸关系迅速恶化还是随蔡英文政府2016年上台开始的…… 郭育仁：实际上不是从蔡英文上台开始的。比较持平的说法是从蔡英文上台的2016年到2018年这两年间，两岸关系冰冻得没有那么快，只是冻住而已。仔细会看发生的各个事件，尤其2018年3月川普决定与中国打贸易战，之后是科技战。中美开打科技战后，因为半导体产业的关系，台湾想要闪开都没办法闪开，台湾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一定只能加入美国阵营。所以实际上从2018年开始，那一年习近平在两会上的演讲，其中涉台部分总共264个字，为什么是264个字？其实中共也很清楚，美中关系一旦恶化，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势必会强化。这也是为什么去年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的时候，习近平要把外部势力放在“台独”活动前面，其实中共自己心里清楚，主因还是因为美中关系搞不定。第二点，两岸关系可以切成几个主要的区块来看，第一，两岸经贸关系并没有因为民进党执政而减缓，反倒是在2022年时两岸经贸总额创新高，达到六兆多台币，很吓人的数字。台湾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就是说经贸关系并没有因为民进党执政而冻结。 另外，两岸的人民往来，在这一点上，先踩刹车的也不是台湾，而是中国：先是限制陆客自由行，然后限制陆生来台。所以，持平来看，民进党做了什么事情，让两岸关系如此紧张？其实没有。 第三，在军事层面，基本上从2016年到现在接近7年间，人民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所有活动几乎都是既定计划。就是说，今天即使是国民党从2016年执政到现在，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活动并不会改变。 所以，如果持平从各个方面来看，就我的观点，我没办法把这些责任放在蔡英文或民进党政府身上。 我还想补充说，马英九时代的两岸关系，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看，其实就是温水煮青蛙，也就是让台湾逐渐卸去对中国的心防。对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这种温水煮青蛙的趋势如果在2016年之后继续到现在，那现在的台湾是完全连谈判的本钱都丧失了。我认为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台是一次wake up call，对台湾来讲是一记警钟。让政府和人民同时可以认知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3月10日，对西藏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1959年的这一天，出于对达赖喇嘛的保护，藏族人在当地发起抗议活动，最后演变为大规模起义, 导致达赖喇嘛及数万名藏人流亡印度。在流亡藏人眼中，3月10日为正式起义、反抗中共的日子；北京则视1959年的西藏事件为“武装叛乱”。因此，无论对中国政府、还是藏人来说，每年的3月10日，都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流亡藏人都会举办纪念活动，活跃在海外的人权志士也在近年来发起类似活动。今年即将迎来3月10日的前夕，欧洲之声、西藏之页和光传媒共同发起全球网络纪念活动。我们请本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相关情况。 法广：首先请您谈谈举办全球网络纪念活动的意义。 廖天琪：我在德国生活了数十年，随着时局的变化，德国社会有时会出现「仇外」的现象，(英文Xenophobia, 德文Fremdenfeindlichkei)，比如有人放火烧难民营，甚至多年前有一个案子，几个德国人杀害了9名土耳其人，这种事情一发生，世界就产生「新纳粹主义」的恐惧。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种担忧有点过慮，因为二战后，德国，特别是西德方面彻底进行「去纳粹化」，忏悔、反思、问责、赔偿不一而足， 社会上推行一种「记忆文化」，也就是在公共领域，不断地对民众唤起对本民族的历史记忆，特别是自己的「犯罪历史」，深究其发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这种集体记忆形成一种社会认知和意识，无形地成为一种「照妖镜」，防止自己重蹈覆辙。 共产党这个百年老店统治中国已达四分之三世纪，其所犯下的屠杀自己人民的反人类罪，简直罄竹难书，被斗死、饿死、折磨死的国人超过几千万，但是直到今天犯罪的共产党还继续统治着国家，掌握一切信息、知识、串改历史、压制异议。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知道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不知晓中共对人民和对异族西藏犯下的罪行。很多人都知道「西藏平暴」、「藏区骚乱」，却弄不清事情原委，谁是凶手，谁是受害者。其实世界历史早有书写，有所定论，那是五十年代中共歧视藏人的文化与宗教，错误的政策导致那里的饥荒，共党干部的暴力统治激起藏人的反抗，解放军于是大规模屠杀藏人，捣毁寺庙，达赖喇嘛被迫流亡。 中共恐惧的「敏感」日子多了去了，1959年3月10日那个血腥的日期自然是个禁忌，它绝口不提，在中国也没有人会去追忆，因此我们海外知情的华人社会，每年都要纪念这个以中国人名义犯下的罪行。唤起人们的记忆，唤醒人们的良知。 換句話說，就是要「还原真相，抗拒遗忘」。  法广：与往年的活动相比，今年的纪念活动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 廖天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时至今日还看不到停战的征兆。采用暴力、战争来豪夺他国的土地、资源，这是犯下了严重的反人类罪。从普京的心态和行为，人们警惕到一个极权国家的不可预测，不可信赖，这对被侵略的国家造成多么大的人道和实质性的灾难，对世界的稳定繁荣给予多沉重的打击。对照之下，达赖喇嘛面对中国的欺凌、掠夺和压迫却提出了极有智慧的应对方案——「中间道路」。为了不触怒中国的大国野心和贪婪，为了保护西藏人民的生命和物质基础，他退一步海阔天空，只寻求西藏的真正自治，要求保护藏族文化、宗教。中间道路的理念就是避战和消弭暴力的良方。 我们今年的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4周年的网络会议，就重新提出支持「中间道路」，要求汉藏民族之间的互相谅解宽容，这两个民族之间并没有解不开的仇恨和心结，有的痛苦和误解都是中共错误的政策造成的。 战争期间，人们更加渴望和平，眼见乌克兰遭受荼毒，人民凄惨亡命，我们就更加庆幸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问题上提出来的睿智解决之道。希望习近平政府能理性地接下这递上来的橄榄枝。 法广：近来，随着新冠疫情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西藏议题受到的关注度有所减小。藏人的抗争方式是否有所改变？  廖天琪：最近几年国际局势的变化令人十分焦虑。除了俄乌战争，还有扩展到世界的新冠疫情，让全球的经济、食物、能源的供应链都受到极大的震动。香港在国安法的压制下呻吟，人才外流，外资撤离，言论自由甚至个人基本权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新疆的人权问题已经国际化了。台海两岸剑拔弩张，也让国际政治平添了紧张的氛围。在此情况下，西藏问题的确有点边缘化了。虽然藏人的争抗方式，如自焚抗议令人心痛，但是对国际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依然十分微弱，这只在少数知情人的良心上引发不安，但是毕竟没有动摇西方社会的利益，因而影响不大。 其实中国对于西藏的控制和压迫更甚于前，比如在藏区大规模采集藏人的DNA，并且设立强制性儿童寄宿学校等。 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的流亡政府始终遵循达赖喇嘛温和的「中间道路」，并且实施民主选举，选出自己的司政来主持政务。形式上是政教分离，当然实际上藏人的机构完全是遵循达赖喇嘛的温和理性的对华战略。今年二月是藏历2150水兔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他的新年贺词里曾说：「我们在任何活动中都要遵循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他的开示、他的理念。无论是解决中藏冲突，还是照顾流亡藏人民众的福祉。」边巴次仁务实理性，更多地走进国际社会。 去年10月他到布鲁塞尔访问了欧洲各国政要，并且访问了瑞典、德国、捷克、比利时等国。今年二月间他到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遍访各地的藏人社区，他的欧美出行，拓宽了流亡藏人政府的国际空间。同时在一次BBC的采访中，他对北京方面也释出愿意和谈的善意。 法广：随着2023年中国人大的召开，以及政府的重大改组，可否期待北京对藏政策会发生一些转变？ 廖天琪：北京3月间例行召开两会，其实政经方面的政策和布局早都定下了，开会不过让3千名「橡皮图章」届时举举手，三呼万岁走走过场罢了。 至于对藏政策，那早几年就已经定下了，2020年12月27日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而几个月前，即2020年8月28至29日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就为治藏定了基调和方针，在民族政策方面：要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放在首位，也就是要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将藏传佛教中国化；在经济领域：要发展基建，推动公路铁路的修建和通车，改善民生，解决极度贫困；在生态方面，保护生态，清洁能源等。换句话说，就是要把西藏变成中国，把藏人变成汉人，把藏传佛教变成中国佛教。 邓小平当年说的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深圳这样一个原本朴实的渔村，不过数十年就发展成今日披金戴银、妖娆艳俗、一身铜臭的准现代化中国大城市，就是拜他这句话所赐。 青藏高原的原生生态，牧民农民的生活方式，敬拜佛祖的虔诚是否就要被「中国式社会主义」所同化、异化了？若干年后，我们在拉萨也可能会看到摩天大楼、红男绿女、车水马龙吗？习近平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果在藏区实现了，那才真叫人欲哭无泪呢。

自2016年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就任台湾中华民国总统以来，马英九时代的两岸“外交休兵”已不复存在。北京当局不断提升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压力的同时，努力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台湾原本无数不多的邦交国不断减少。但近年来，台湾的国会外交却日渐活跃，尤其是欧美国家的议员竞相访问台湾，也不断引发北京方面的抗议。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应更在2022年8月初，随美国众议院议长佩罗西的访台行程，而演变成第四次台海危机。2019年自中国城市武汉开始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是否是台湾国会外交的转折点？台湾朝野两大党面对不断引发北京恼怒的国会外交是否立场一致？相关国家朝野在中国议题上的不同立场是否也令台湾国会外交面对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台湾国会外交有哪些重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兼系主任卢业中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 国会外交——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真实存在的重要方式 法广：由于北京方面的努力，台湾近年来失去一些邦交国，但台湾的国会外交却取得很大进展。新冠疫情这三年是否可以看作是台湾国会外交的转折点？ 卢业中：台湾国会外交最主要的一个缘由是两岸关系。北京方面一直在国际上强力推销它的“一个中国”原则，使得很多国家因为要遵守各自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尤其是行政部门的互动和联系都受到比较多的限制。相较之下，立法院在国际间的互动有比较多的空间。这些空间最主要的由来是因为在国会外交中，立法院象征着台湾的最高民意，同时也比较不受到各国行政部门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对于台湾行政部门两者间互动的限制，所以有比较多的空间。台湾的国会外交其实在新冠疫情前就已经在积极推动，立法院内部也成立了很多与不同国家国会议员之间的友好团体。这些联谊会性质的团体一方面可以强化台湾和个别国家国会议员的沟通、联系感情的互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因为台湾立法院和行政部门之间基本上在很多议题上都有一定合作，所以，这样与其它国家国会议员的互动，其实也有助于台湾通过国会的力量，来促进其它国家进一步了解台湾。这是国会外交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取向。 新冠疫情发生这三年中，台湾的国会外交也伴随疫情，采取了一些必要手段，做了一些转型。我们在这段时间看到，台湾在外交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和突破，比如新冠疫情发生前后，我们与捷克国会的往来以及捷克议长来访等等，这都是国会外交重要的一些成就。 现在疫情出现和缓，台湾与国际社会的往来也慢慢恢复。我们看到，在过去几个月中，台湾立法院与日本、与英国等国国会议员的联谊会也开始恢复了一些互动，有台湾议员前往相关国家访问。这些都是凸显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真实存在的重要方式。 跨党派运作模式是国会外交的重要特点 法广：台湾国会外交的一个特殊之处是它牵扯台海两岸关系。每一次有其它国家国会高层来访，北京方面几乎无例外都会提出抗议，有时候抗议调门还非常高。但在两岸关系议题上，台湾朝野两党立场不同。在来自北京的压力下，台湾朝野在推动国会外交议题上，立场是否一致呢？ 卢业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以说，台湾内部因为两岸关系的影响，再加上不同政党之间的一些内政考量，所以在很多议题上，两党立场不一致。但很有意思的是，在国会外交议题上，其实实际运作都是跨党派模式。在组织安排上，我们可以举例，比如台湾国会与波兰或马来西亚、以色列等国议会都有联谊会。会长通常都是（立法院）多数党代表担任，副会长基本上是由第二大党担任，就是说（这些联谊会）基本上是跨党派合作的平台。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每次出访或者接待比如捷克国会议长来访，也都是跨党派的共识。所以在推动国会外交议题上，我相信立法院内部，不分朝野，立场基本上比较一致，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走出去，要有这样的国际联系。 台湾是民主国家，自然就有内部的政党竞争。但国会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跨党派模式。比如台湾与日本国会的联谊会，会长是现任立法院院长，这凸显至少台湾方面非常重视与日本的关系。至于其它的联谊会，会长和副会长一定是有两个不同党派代表出任。有些联谊会有资深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可能是国防外交委员会中比较资深的议员来担任台湾与特定国家的联谊会会长，副会长就由另外一个政党搭配。这些都凸显台湾立法院作为最高民意机关，认定国会外交的重要性，也在持续不分朝野地一起推动。在台湾目前相对比较困难的外交情势下，这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也愿意支持的一种做法。 法广：国会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相关国家朝野在他们与中国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尤其是在民主国家，政党轮替有时候会很频繁。台湾的国会外交是否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太多的变数？台湾如何与这些国家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 卢业中：我想，与台湾互动的这些国家也是把国会外交当作是行政部门、官方正式邦交关系之外的一个可以促进该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方式。国会外交的推动固然有自身的局限性，也同时受制于北京方面的“一个中国”原则等等，但在实质运作中，最主要的是各方在互动中都体认到政治现实。这个政治现实有两个部分，一是来自北京的压力，这一点确实存在，二是该国与台湾确实有互动的需要，也是基于这第二部分元素，双方才有密切的联系。鉴于这两个主要考量，各方在运作中，实际上都希望避免过多的政治纷扰，以便达成实质上的互动和交流。 这些互动与交流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一是因为台湾自身的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和考试五权分立），但是，立法权在帮助行政部门研理一些法案的时候有一些施力点，所以，我相信其它国家与台湾立法院互动时，也是希望从这一点着手，也就是通过立法院，来加强两边行政部门的一些所谓工作上的联系。另外一点更为重要，就是以国会外交来讲，北京方面抱怨也好或政治上一些冲突也好，但说到底还是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这毕竟不是正式的行政部门对行政部门，或建交类的联系方式。所以，北京方面可能会升高抗议的态势，但同一时间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考量，换句话说，这些抗议可能不至于无限上纲，大概还是有一个底线在。 谈到新冠疫情期间的一些发展，您刚才提到2020年捷克议长访台，或者此后台湾与立陶宛之间关系的发展，北京方面在这两个议题上反弹比较强烈。我觉得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两岸关系近些年的变化，另外一个原因是美中关系的变化——这一点当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另外还有一些因素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捷克，还是立陶宛，这些国家过去跟北京关系比较密切，因为这些国家都曾经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后来才慢慢转型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民主国家，北京可能有些难以接受这些是所谓非传统西方国家，现在选择和台湾建立友好关系。所以他们做了比较多，也比较激进的表态。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例子，比如台湾与英国国会议员交流协会过去这几个月十分活跃，台湾立法委员也去英国访问。这个协会的会长是国民党籍的江启臣先生。可能因为英国是大国，也可能是北京方面认为这是个传统的民主国家，而台湾与英国议员交流协会的会长又是台湾内部的反对党，所以北京方面在这些互动的抱怨似乎就比较少。 法广：任何外交关系都不可能是纯政治关系，总会需要一些具体的体现，需要双方能开展具体的交流合作。那么，台湾从财力上是否能支撑一个全方位的外交往来？还是它有自己的重点？ 卢业中：整体来说，台湾外交政策确实有一些重点，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源有限。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无论在政治或经济层面，投注到对台湾来说更重要的国家是台湾政府不断在思考的问题。这其中可以分成几个部分，首先当然是台湾的邦交国。台湾现在有14个邦交国，政府在外交政策的执行中，不会减少对邦交国的资源；另外一些国家与台湾没有邦交关系，但也被看作是重要国家，比如法国、英国、美国等等。这些国家对台湾自身的安全来说绝对是相当相当重要。介于这两类之间，还有一些国家与台湾在国际事务中的关系没有这么近，但可能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东欧国家。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有明显的象征性意义，台湾在民主价值或人权价值上竭力投入，希望塑造我们的民主价值拥护者形象，所以台湾对这些国家也会投注资源。但是，诚如刚才所说，我自己的观察是，台湾在资源配置方面有自己的优先次序：邦交国、重要国家，然后是有象征意义的国家。 法广：您提到台湾与法国、与英国这些欧洲的传统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台湾与欧盟的关系处于怎样的情况呢？国会外交可以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卢业中：整体来说，台湾过去几年与欧盟的关系持续增进。比如近期双方有关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就取得一些进展。台湾对此确实乐观其成。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台湾的民主化经过了一个转型历程，所以，通过国会外交，台湾可以大程度地彰显台湾如何珍视自己这些经验与历程，而欧盟现在被看作是柔性力量的重要的国际社会领导者，所以，在人权、民主这些价值上，我们双方有很多可以互相借鉴、彼此交流的地方。从这点来说，我们刚才提到立陶宛的例子，或者捷克的例子，其实都是以国会外交作为出发点，然后推动行政部门做了一些政策上面的转变，比如立陶宛接受台湾去那里开设代表处，等等，这些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国会外交：维持台湾与国际社会可持续性互动 法广：国会外交的前景是什么呢？它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否也面对类似玻璃天花板式的局限呢？ 卢业中：我想，国会外交的局限性是它不能取代双边的官方正式关系。但是在这样的限制之下，国会外交很多部分都可以持续运作、推动和强化。多数与台湾国会联系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就会有政党轮替的可能性。从国会外交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与各国主要政党都保持联系，无论它是否执政党，这有助于台湾进一步与国际社会维持可持续性的互动关系。从传统外交的角度看，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国会外交既然不能取代正式的邦交关系，也就没有什么用。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国会外交恰恰凸显，国会外交与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彼此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取代或互相竞争的关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北京披露了受到各方期待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平方案。此前，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在对欧洲多国进行了巡访之后，于2月23日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中俄两国关系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告诫中国：如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将引发严重后果。中国则作出强硬表态，警告美国不要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在中国公布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之后，各方反应谨慎。如何评判中国公布的和平方案以及中俄两国的关系？乌克兰危机将面临怎样的前景？对此，我们请纽约市立大选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做一下点评。 法广：您如何解读中国提出的关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十二点声明？ 夏明：是，在俄国入侵乌克兰的一周年之际，中国提出了两个重大的文件，一个是《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一个是《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的立场》。这后面一个文件，就是中国的立场，有十二点，所以也俗称为“十二点声明”。其实这两个文件是非常的虚伪，也是非常的圆滑。所以就说中国想各方讨好，而完全没有一个自己的根本立场，没有坚守所谓的正义、跟不正义的这么一个基本的区别。而整个文件中，中国讲了许多的空话。另外，中国讲的许多的解决方案是没有希望、不可能有前途。最后当然，中国想从中完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没有想到乌克兰的牺牲，也没有想到世界和平遭到的威胁等等。 我们可以具体的来看它十二条，就非常清楚，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我这样给它下定论。首先第一句话，它就是说：公认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这一个就已经非常虚伪。因为中国和俄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他们拥有否决权的，所以现在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俄国去入侵了乌克兰，而乌克兰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因为当时在苏美争霸的过程中，斯大林认为，美国有这么多的盟友在联合国里面，这不公平。后来斯大林说能不能把我们的乌克兰也都算成一个独立国家、加入到联合国，当然美国也做了让步。这样的话，乌克兰是作为联合国的创会国加入到联合国的。所以这里面就很清楚：谁违反了国际法，当然是俄国违反了国际法。为什么《联合国宪章》没法得到伸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俄国作为安理会五大的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所以一切都是不可能在安理会、在《联合国宪章》内部得到任何的执行，如果再有中国去跟俄国为虎作伥的话，联合国在整个乌克兰危机中，它的意义、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因为中俄两国造成的。这是第一个立场，就是非常的虚伪。 第二个立场，它又变得更加的虚伪。就说：它现在反对用军事扩张集团来保证安全，也就是说它反对北约的行动。但是问题是：如果联合国现在已经被中俄把它的作用给废弃了的话，那怎么样维护地方安全？当然，地方安全、尤其这种维和-对和平的维护、捍卫-当然就必须由地方的这些国际组织来维护。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在乌克兰的事件上，最活跃的当然是北约，然后是欧盟，这两个地区集团现在变得最重要。当中国把联合国给废弃掉、变得不重要，然后最后是要反对北约和欧盟来发挥重要作用的话，当然这是非常虚伪的。所以当他说，要反对什么“集团”，反对什么“形成阵营对抗”，他就是完全忽略了这些目前的格局，就是中国帮助俄国一起造成的。 它讲的第三点：停火，最根本的就在于乌克兰方面也说得很清楚。首先是俄国、俄国的军队侵犯了一个主权国家、侵犯了乌克兰，所以如果你不让俄国人撤走、撤出乌克兰，怎么叫停火?怎么能止战？所以这一点，美国总统拜登讲得很清楚，他说：现在要打仗的话，要停火的话，只要俄国人一停火，战争就结束；只要是乌克兰人一停火，乌克兰就消灭、就灭亡。所以这里面就很简单，就说：如果你不让俄国退出乌克兰的话，所谓停火的话，其实就是要消灭乌克兰。所以这里面又是一个虚伪。另外你可以看到，启动和谈，中方说他愿意在里面发挥作用，他又想以大国自居，在世界舞台上找到他的地位。但是，其实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中方或者习近平、或者外交部部长，你频繁地跟普京接触-在战争开始之前，你给普京暗示和帮助；战争开始后，你一直站在普京一边，现在安排要跟普京进行见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问一个问题，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对习近平发出了邀请。那你如果要发挥积极作用，协调各方来促成和谈的话，你首先就要给乌克兰的领导人、要跟泽连斯基见一次面，应该听听乌克兰的诉求，这样才有公正。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中国在这里面做的事情，就是非常的虚伪。所以它所谓的第五条，也是要支持联合国发挥作用。 另外，人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两点：一个是反对攻击核电站；另外一个不得使用核武器、也不得去打核战争。人们认为：这一点是中国重申的一个重要方针，其他的像“国际粮食安全合作”，这是涉及到中国利益的、像“单边制裁”，把世界经济武器化等等，这也是涉及中国利益的。因为美国和西方国家说的非常清楚：现在我们在对俄国制裁，如果你支持俄国，尤其是对俄国提供各种致命的武器的话，这个制裁就会发生在中国的身上。所以中国现在就是想：一方面，捞到自己最大的利益和好处，但另一方面，又想规避自己的责任。所以当中国最后说道：他愿意在战后重建发挥建设性作用，人们就说了：那是不是最后乌克兰影响捞取你的这么一个工程？最后又推出你的一带一路等等。所以我认为，这个十二点声明，现在从各方来看-包括俄国-没有一方是真正的认为这十二点建议，是有真正的价值的。所以从乌克兰一方，当然反对声音更大。从美国一方，拜登总统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都表示地非常清楚，就觉得这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法广：继王毅之后，习近平年内也将到访俄罗斯。您认为中俄两国目前的关系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夏明：是，我们可以看到，中俄两国-包括过去的两、三百年-，所谓中国的“百年屈辱”，其实很大的屈辱发生在俄国手中。现在中国人有各种说法：有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还被俄国占领，通过不平等条约等等，许多远东的城市、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等等，中国人现在说：要标明中文的名字等等。那你可以看到，中俄两国的关系一直是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在苏联，中苏也发生了各种的意识形态的争斗，发生了边界的争斗。其实到了叶利钦以后，俄国去除共产主义以后，对中国的威胁也是非常大。但是，现在俄罗斯的普金尽管不是共产党人，他是在推动民族主义，他的东正教往更保守的方向，能够维持他的权力。但是因为俄国跟中国面对着共同的西方的民主联盟的威胁，所以他们两个国家都感到西方是他们的共同的敌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都共同的感到-像伊朗，也这样感觉；像土耳其，从某种程度上也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抱团了。但是，这些抱团，你会发现，是非常利益化的、相互利用的这么一种婚姻。所以这两国的关系总是不会有长久的、没有意识形态的基础、也没有地缘政治的基础、也没有长期地、真正地经济方面的基础。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在于：在特朗普总统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俄国访问，俄国国防部长非常清楚地对博尔顿说：我们-俄国跟美国-我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到，俄国一直把中国作为一个非常大的敌人，尤其现在，中国已经在向俄国的远东、向西伯利亚进行各种人员、各种渗透，在那边开采经营农场等等。对俄国人来说，当他们的人从远东进入到中国-包括有很多各种非法的行业-而有另外的很多的中国移民跨过边界进入俄国，其实对俄国的地缘政治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因此从普京的角度来说，普京是想玩地缘政治、玩权力均衡，他希望挑起中国跟美国、跟日本、还有就是跟西欧的关系在远离、在离异；那你可以看到：在远东，俄国利用了一个棋子，很重要的，就是北韩，利用北韩不断地在那儿搅水、不断地在那儿制造各种危机，恨不得就引发美国、南朝鲜、日本、中国、北朝鲜再卷入一次-第二次-朝鲜战争。这是俄罗斯非常想达到的。 但是，普京很聪明，他以前玩特朗普总统和玩习近平都玩的很顺手。但是特朗普总统下台以后，拜登就变得非常地智慧和有经验，他就不会让美国被普京所玩于掌骨之间。习近平当然也希望，俄罗斯与美国继续对抗，两败俱伤。两败俱伤，也不要让他们有速战的胜利，让俄罗斯继续与美国这样不断地胶着下去。 对中国来说，它也想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尤其他认为：俄罗斯不断地削弱美国，这样对中国的崛起，对整个21世纪会变成中国的世纪，恐怕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机会。同时，中国跟西欧这些几个集团都有不同的利益。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国跟俄国的关系非常的微妙。也就是说，普京非常清楚，他不会相信中国，他也不会相信习近平；习近平也非常清楚，无论是俄罗斯这次完全被击败，还是俄罗斯完全的胜利，其实对中国来说都是有利弊。如果俄罗斯完全的胜利的话，你可以想象，这个俄国熊胃口会非常大，而且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苏联就往亚洲进、往越南或者往阿富汗这样进；现在你也可以看到，俄罗斯往远东、或者想跟日本改善关系等等。同样的，如果俄罗斯完全失败的话，对于中国来说，这里边也可能有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如果俄罗斯完全进入到西方的系统，这样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孤单的专制国家，在东方，这样受到整个西方的合力的挤压。对中国来说，当然它觉得是非常地被动的。所以可以看到，在目前的世界混乱的格局下，其实中国反而有这种某种利益，想使得这种混乱状态，变得胶着下去，变得不明朗，他自己则可以闷声所谓的发展，获得它的利益最大化。这里面，我觉得各国都各有算计，但是中俄两国现在的合作只是一个短暂的、利用双方的一个婚姻，但是它们真的没有长久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 法广：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这场战争为世界格局的变化带来了极大影响。您如何看待这一危机的前景？ 夏明：对，我总是觉得现在我们在21世纪的第二个-现在进入第三个十年了，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三个十年，其实它的历史上的意义是非常大，就是说：可以把当下-如果出现冲突的话-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所以跟一战、二战可以比较；但是另一方面，从世界整个的格局的变化，从这个所谓的霸权地位争夺的变化，从整个生产方式-比如向资本主义、全球的经济生产形态的变化，可能可以跟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那个时候，欧洲掀起的全欧洲的各种变革，我觉得是可以比较的。也就是说，当下作为拜登总统，他看到的就是：如果西方国家-现在都50多个国家-和民主国家联合。如果不把俄罗斯给制止住，如果让他在乌克兰得逞的话，那么这个俄罗斯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像摩尔多瓦（Moldova），或者像Géorgie（格鲁吉亚）-或者像我们看到中亚的五个国家，像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它们都会担心俄罗斯的胃口会增加，会可能危害他们的领土完整和他们的国家独立。那你也可以看到，如果普京能够把西方国家这次给完全给挫败的话，普京利用他手中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武器，利用他跟中国或者伊朗，或者土耳其这些结盟关系、或者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他完全可能对整个西欧国家带来非常大的冲击，有可能有军事上的某一些挑战或者入侵，当然也有更多的、恐怕通过常规、非常规的信息战，破坏等等，来影响西方国家的大选等等。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就在于：如果这次西方国家输掉的话，就是二战之前，张伯伦的绥靖政策面对希特勒的一个失败。所以这点，美国和西方国家都看得非常清楚。那么现在战争持续了一年多时间，西方国家像美国，选民-因为我们在经历整个疫情的三年多来，经济危机也在逐渐地加强，而西方国家的民主内部也有许多的危机，尤其这种民主内部的许多危机是在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富人越来越在逃税、越来越不为国家的基础建设贡献他们该贡献的份额；而相反，普通老百姓和中产阶级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水准在越来越下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要不要支持乌克兰？在西方国家内部里面都有各种辩论。也就是说，今天对乌克兰的强烈的支持，能够维持多久？能够是永远存在吗？还是就是说是半年、或一年以后，可能大家就会有一种懈怠、或者一种厌倦情绪、或者西方国家的长期的经援和军援可能就会减少。所以这里面一个最根本的，目前危机的前提就在于：乌克兰能不能在春季跟俄国在较量中打一场漂亮的仗。在过去的三个多星期，乌克兰战争发生了最大的一次-就是战争开始最大的一次-坦克战。据乌克兰这边的报导，一百多辆俄国的坦克被击毁。所以，乌克兰在这次跟俄国坦克战对决中，是获得了非常大的胜利，如果乌克兰再继续得到西方军事援助的情况下，能够在春季-现在你可以看到俄国在摆着要跟乌克兰进行一个决战-如果在这种决战过程中，乌克兰能够取胜的话，那我觉得未来的前景对乌克兰就会非常得好。如果乌克兰在战场上不能取得更多的胜利，如果让俄国在不断地得手，尤其是如果中国再能够  随意地向俄国提供各种致命的、各种军事武器的话会，会使得乌克兰战争要赢的可能就减少机率。所以我觉得未来两个事情：乌克兰必须要表现得卓越，泽连斯基必须要给支持他的国家一份漂亮的答卷；第二，西方国家必须合力，让中国明确：他如果完全选择跟俄罗斯站在一边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他跟所有的这些西方国家、跟五十多个盟国（作对）。我们看到联合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发生当时和今天一年以后-，联合国大会都通过了决议，都谴责--80%的国家都谴责俄国的入侵，认为俄国应该退出-，而中国是在里面骑墙的，中国是弃权的。所以如果中国要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为敌的话，恐怕中国也会把自己引上一条非常困难的道路，如果不是绝路的话。

习近平想要什么呢？是想取代美国，主宰世界，还是想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竖起一道屏障？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国电视24台的经济栏目《经济智能对话》采访了欧盟安全研究所的亚洲研究员爱丽丝·埃克曼。  在采访中，爱丽丝·埃克曼指出，中国希望到2050年在各个领域都成为世界第一，这就是中国国家主席所说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种 "正常影响力的竞争"，即促进另一种模式：例如一个更有主权的互联网。她还补充说：必须考虑到摩尼教的层面，因为它在中国的讲话中无所不在，埃克曼明确指出，"与习近平不同的是，这种二元的世界观是公开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表达出来的。对爱丽丝·埃克曼来说，中国的外交有两个层面：对类似美国这样的国家非常具有攻击性，而对其他国家则是魅力外交。 她最新撰写的《最后一班飞往北京的航班》一书，刚刚由L'Observatoire出版社出版。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次采访。欢迎收听。 《经济智能对话》：爱丽丝·埃克曼，你好， 爱丽丝·埃克曼：你好。 《经济智能对话》：中国想主宰世界呢？还是或将它一分为二？ 一边是西方，另一边是中国。 爱丽丝·埃克曼：这并不互相矛盾。有一点很清楚，这不仅仅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影响力之争，中国希望到2050年在所有领域都成为第一。就是习近平所说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经济上、军事上、科技上和外交上都是第一。顺便说一句，就大使馆、领事馆的数量而言，中国已经是头号外交大国了。但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等级的竞争，而是规范影响力的竞争。也就是说，推动替代性治理模式，例如替代性技术治理模式。中国希望有一个更有主权的互联网，由国家进行更多的监督。中国希望更符合规则的、更恰当地使用社交网络，就如习近平在2022年底的19大七中全会开幕词中所说的那样。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有规范的竞争。而中国经常被低估，因为我们会说是啊，可非常好。但中国并没有办法推动替换治理模式。尽管，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相当多的公共外交和宣传工具。 诚然，在世界某些地区北京正在失去影响力。特别是在欧洲，双方之间关系紧张，随着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以及有关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人权问题，在中欧和东欧，以及立陶宛正面临着中国的强烈制裁，欧洲正在制定一个所谓的反胁迫机制的事实。因此，中国不仅形象受损，也失去了一些市场份额，华为正在失去欧洲，在贸易和技术制裁的背景下，它也失去了美国的市场份额。但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某些国家，中国继续提出倡议。这些提议仍然受到普遍欢迎。当然，一切是相对的。你必须逐个国家来看，但我们确实正在进入一个两极化的世界。虽然不是冷战时期那种十分明确的两极分化，但基本是一样的。中国在联合国已经成功地团结了一定数量的国家在自己的立场周围。例如，去年10月初，中国成功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集了19个国家，也就是说与17个国家相比占了多数，这样就不会进行有关新疆问题的辩论。 《经济智能对话》：在你的书中看到的，你可以告诉我这是否正确，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对世界的看法是二元的。好的是他们自己，坏的是西方人以及他们的新自由主义。 爱丽丝·埃克曼：这是现实，是认知的现实，不是地缘政治的权力关系的现实。事实上，在胡锦涛领导下，可以感到反西方的情绪和相对摩尼教的世界观，但它是潜在的，有一些研究人员，一些分析人士或一些记者。但习近平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二元的世界观正在公开出现，明确地… 《经济智能对话》：有担当！ 爱丽丝·埃克曼：公开的，有担当的。中国外交官通过今天所谓的 "战狼外交"，考虑并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称为的颜色革命是由西方在世界各地煽动起来的；最后，西方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中的一小部分，现在应是占大多数人口的人开口说话，展示自己的声音和立场的时候了。在现实中，摩尼教的层面，我认为必须考虑到它，因为它今天在中国的话语中无处不在，不仅是对自己的人口，而且在多边论坛上也是如此。中国不断强调：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大国的羞辱，前殖民地国家不再有发言权，现在是时候正视他们并作出回应了。确实有这样的印象，中国外交的层面是双重的：对某些国家采取非常具有进攻性的外交，例如美国；以及一个仍然具有魅力的外交，这很重要，要注意关于同样开放国家的细微差别。 《经济智能对话》：一种“会计外交”。 爱丽丝·埃克曼：是的。我用这个词来澄清分析。中国不说会计外交。然而，她确实不断提到数字，在事实上进行比较。这么多国家都签署了关于新丝绸之路规则的框架协议，这么多国家都在支持这些规则， 《经济智能对话》：别忘了这是无法进行检查核实的。 爱丽丝·埃克曼：很多时候是的。有时在数字会过高，即使外交官的印象是官方数字已经被遗忘，往往是想推动框架协议的签署，而框架协议有时有点像个空壳，但要告诉中央政府，这就是我们取得的成果，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联合文件。但这不仅是沟通的问题上，有这种对数字的过度投资，同样，这也正逐渐成为中国的一个联盟战略。也就是说，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当涉及到在联合国投票的时候。因此，在某些联合国的机构中，刚刚我们谈到了人权理事会，但同样，我认为：部分地低估了中国建立联盟的能力，中国将各国团结在自己某些立场周围的能力。而今天，我们可以，是的，很明显地、可以确定那些国家一贯地支持中国的立场，那些国家一贯地谴责这些立场。 《经济智能对话》：所以又回到了这个摩尼教的、二元的、和一些其他的形象。你说，世界将走向一个双重全球化。这一点非常明确，特别是在华盛顿和北京正在发动的技术冷战。但你并没有说谁会赢得这场战争？你犹豫表态说，中国基本上有办法赢得这场技术战争。 爱丽丝·埃克曼：但我真的认为竞争开始了。事实上，要注意到中国的联盟战略就是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倾向于说的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简单竞争。一方面，必须要注意到，西方联盟正在重振或巩固，我们可以说它在北约内部，在四国集团内部，在所谓的印太集团内部，这一概念是已经被数个国家采取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达成的安全协议，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中，法国已经采用了这一战略概念，当然还有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因此，情势正在被巩固和正式化。美国也举行了人权峰会。虽说有些含混不清，但在西方确实是有一个多边参加的双边组织。 在中国方面，也有一个新的行动，希望通过不同的方式联合一条新的丝绸之路，结果喜忧参半，可也有一系列的技术合作。中国拥有强大的技术能力。如：5G，中国在5G方面的能力让许多观察家感到惊讶，而且中国也发展了所谓的互联生活的能力，或是智慧城市、智慧安全一体化的能力，能够在城市中进行监控，还有废物处理、交通和停车等方面的管理能力。而且这些技术已经开始出口到世界各地，主要是出口到那些仍然接受中国技术的国家，也就是说，不是出口到所有的国家。这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的输出，也是使用标准的输出。而全球化的问题，不仅是公司之间兼容或不兼容的问题，也是它们所使用的标准和它们所推广的标准之间的问题。 《经济智能对话》：当我们像美国一样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时，我们不是在帮助中国的项目变得更加独立于西方技术吗？ 爱丽丝·埃克曼：在制裁出现之前，中国的自给自足项目已经出现。当然，你是对的，这加速了这个项目。无论如何，这个目标是在新技术中部分实现自给自足。中国最近，也就是不到两年前，出台了所谓的十小巨头计划，也就是投资给制造电子元件的中间公司。当然，中国的投资是为了试图应对美国的半导体制裁和限制的日益加强。而与此同时，新冠也加强了这样的看法：相互依赖终于有了限度，有必要在被认为是战略性的部门进行更多投资，以便不再依赖广义上的外国元件或是服务。顺便说一下，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概念也在欧洲出现了。但在中国，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即党对经济的重新规划。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已经看到阿里巴巴、腾讯对新技术领域的重新规划，但也看到对娱乐业或是教育领域的重新规划。所有这些只是一个通知的开始，是对经济进行更广泛的重新规划的开始。在中国，这有点特殊，因为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同时，中国希望成为向国外输出技术的规范性大国。再说一次，今天非常困难，例如对公司来说，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公司不可能一起合作，共同开发智能城市的基础设施，即使它们今天是互补的。从地缘政治上来看，有一些不兼容的地方，显然在经济和贸易中正变得可渗透，我个人认为，这不会软化原有的约定俗成。 《经济智能对话》：非常感谢您的回答。